（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省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前， 由于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掠夺， 农业生产落后， 人民生活贫困。新中国成立后，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随着农业资源的开发， 科技成果的推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1) “一五”计划时期 (1953—1957年)。全市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生产关系的变革，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6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26万吨， 比1949年增长40%, 农民生活得到改善。
(2) “大跃进” 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58—1965年)。1958年开始，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 生产关系的变革， 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 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 在生产上追求高指标， 在组织管理上， 往往用群众运动的方法代替科学管理工作。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左” 的错误， 再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 农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1960年冬，党和人民政府开始纠正工作中 “左” 的错误， 并于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的经济核算制度， 减少粮食征购量， 使农村经济逐步好转。三年调整时期， 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7%。1965年粮食总产量为34万吨， 比1962年增长39.2%。
(3) “文化大革命” 时期和粉碎“四人帮”后的前2年 (1966—1978年)。这个时期由于政治动荡，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被打乱， 农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只是由于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斗争， 才使农村经济在困境中取得一定进展。“三五”、“四五”时期， 全市农业总产值分别平均增长6.3%和8.3%。但由于经营单一， 每个社员从集体分配的收入由1967年的151元下降到1976年的101元。粉碎“四人帮”后的前2年， 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65万吨， 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91.2%。
(4)改革开放时期 (1979—1995年)。是农村经济全面振兴时期。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在中央、省正确方针引导下， 确定了稳定发展粮菜生产， 大力发展畜牧业， 加强乡镇企业的主导地位， 走产、加、销一条龙， 农、工、贸一体化， 城乡结合的路子； 以效益为中心， 以深化改革为动力， 以科教兴农为手段， 以农业基础建设为保证，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的发展方针， 促进了农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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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佳木斯市在新中国成立前， 生产力水平低下， 农业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初期， 全市只有7台拖拉机和7台机引农具。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阶段 (1953—1977年), 佳木斯市农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56年， 全市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了38.6%和40.5%。之后， 由于 “大跃进” 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 到1962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较1959年下降30.1%, 粮食产量下降26.3%。其后的十几年间， 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和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递增4.8%。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业有了较快发展。1984年粮豆薯总产量达到124.4万吨， 实现了粮食总产、单产、农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 “四超历史” 的最好水平。1988年全市农业总产值 (80年不变价) 达30 831万元， 比1978年增长75.9%, 平均年递增5.8%。粮食总产量达99.7万吨， 增长29.2%。农业机械总动力达72万千瓦， 增长1.71倍。大中型拖拉机由1978年的3 455台增加到1988年的6763台， 小型拖拉机由1 637台增加到25 152台。1990年， 全市各级政府进一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深入贯彻科技兴农的战略， 坚持粮、牧、企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方针， 全面实施科技兴粮、科技兴林、科技兴牧、科技兴渔、广泛开展 “黑龙杯”、“金肥杯”等竞赛活动， 使农业生产全面发展， 农业经济进一步繁荣。1990年实现农村社会总产值26.1亿元；实现农业总产值16.6亿元； 畜牧业产值2.9亿元。
1995年佳木斯市的农业获得全面丰收， 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围绕农村奔小康和建设农业强市的目标，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加大组织农业生产力度，全市上下以建设 “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为中心，坚持 “三靠” (靠水利建设保稳产、靠品种结构增效益、靠二、三产业奔小康)、“四加快” (加快科技兴农步伐、加快发育市场体系、加快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外向型农业经济发展) 战略， 使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全年实现农村社会总产值98.9亿元， 农业总收入60亿元， 粮豆薯总产199.8万吨， 分别比1994年增长32.8%、71.9%和30.5%, 增长幅度达到全省先进水平； 户均产粮0.77万公斤， 名列全省第一。粮豆薯总产量由1990年的138.7万吨增长到1995年的199.8万吨， 农村人均收入由619元增至到2 085元， 增1 466元， 年递增率为22.6%; “米袋子” 和“菜篮子” 日益丰盈， 保证了有效供给。农村各业全面发展， 畜牧业完成产值6.2亿元 （现价）; 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74亿元， 实现利税7.9亿元； 开发建设省级乡镇发展工业小区14个、亿元乡镇3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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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早在唐代初期， 已有少数分散居住的农牧民从事农业、牧业和渔猎活动。民国初期， 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 境内人口日渐增多，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东北沦陷时期， 日本侵略者对土地和森林资源进行大肆掠夺， 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日益萎缩， 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 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 恢复与发展阶段 (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后， 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 广大农民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 的愿望。之后， 市委、市政府及时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经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 逐步变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57年与1949年相比较， 全市粮豆薯总产量由32.0万吨增加到47.3万吨， 增长47.8%, 农业总产值由3 115万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增加到9 049万元， 增长1.9倍。
(2) 停滞徘徊阶段 (1958—1977)。在 “大跃进”年代， 由于受“左” 的思想影响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农业生产急剧下降。1962年耕地面积39.2万公顷， 粮豆薯总产量41.7万吨，农业总产值9 975万元 (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分别比1958年下降8.7%、29.7%和19.9%。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牡丹江市委果断地纠正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 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 推广了科学种田措施，使农业生产很快得以恢复。1965年， 全市粮豆薯产量61.06万吨， 农业总产值15 232万元 (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粮豆薯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分别比1962年增长46.3%和52.7%。1966年开始 “文化大革命”， 由于“左” 的思想干扰， 错误地批判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片面地强调 “以粮为纲”， 把发展多种经营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取消自留地， 推广“大寨式”评工法， 进一步搞平均主义， 使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农业生产增长缓慢。到 “文化大革命”后期， 由于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努力， 采用新技术， 推行田间作业机械化以及发展副食品生产基地等措施， 农业生产明显好转。1975年， 耕地面积44.4万公顷，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10.2%, 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35.4%; 粮豆薯亩产量由1966年的100.5公斤增加到1977年的142公斤， 增长41.3%；总产量由1966年的59.2万吨增加到1977年的80.6万吨， 增长36.1%; 养猪、养羊、养鱼、养蜂以及栽培果树等均有较快发展。但是， 由于管理体制的单一化和劳动收益分配的平均主义， 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还十分薄弱。1958—1976年， 农民人均收入一直在90～120元之间徘徊。
(3) 迅速发展阶段 (1978—1995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牡丹江市委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富民政策， 改革了农村经济体制，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 使农村经济步入商品经济的轨道； 在收益分配上解决了吃“大锅饭”的弊端，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广大农村呈现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综合经营的崭新局面；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转变。1983年后， 对蔬菜实行“大管小放”， 对粮食作物放开经营的政策，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使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到1985年， 全市有各类专业户7933户， 占农村总户数的2.4%, 从事专业生产的劳动力13 969人， 占农村劳动力2.4%; 牡丹江市郊区农村有各类专业户3 096户， 占农村总户数的8%, 从事专业生产的劳动力4753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4%; 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共3 487户， 从业人员 18 656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3.3%。牡丹江市199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46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32.1%, 比1985年增长106.7%, 年递增率为15.6%。其中农业总产值达23.81亿元， 比1985年增长35.6%, 年递增率为6.3%。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达840元， 比1985年增长57.9%, 年递增率为9.5%。
随着收入的增加， 农民消费水平也明显提高。1990年，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712.5元， 比1985年增加399元， 增长93.8%; 农村人均生活用房面积已达到15.9平方米， 比1985年增加3.4平方米； 全市百户农民拥有电视机92台、收录机30台、洗衣机28台，分别比1985年增加45台、20台和11台。
“七五”期间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1990年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为7.6年， 比1985年增加1.6年， 文盲、半文盲则下降9.4个百分点。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改善， 1990年的农村医护人员由1985年的3 866人增加到4 546人。
由于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 推进农村产业化进程， 牡丹江市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1991年全市农业总产值为17.6亿元 (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到1995年增加到21.2亿元， 平均每年递增4.69%; 农业总收入1991年为23.4亿元， 到1995年增加到50.5亿元， 平均每年递增21.20%; 农民人均收入由1991年850.4元增加到1995年的1 608元， 平均每年递增17.26%。
由于推广了提高粮食产量的先进技术， 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1991年粮食总产量83.6万吨， 到1995年增加到110.7万吨， 平均每年递增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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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1)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经济 松花江地区的大规模农业开发始于清末解除封禁政策之后， 是黑龙江省最早招民开垦的地方之一。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大批关内 “农民” 由南渐北进入松花江地区各地， 付出艰辛的劳动， 把亘古荒原开发为阡陌良田。但旧社会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的掠夺， 压抑了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耕作粗放， 广种薄收。1945年“8.15”光复前， 全区粮食公顷产量仅为1 000公斤左右。
(2)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农村经济。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30年间， 虽然有过政策失误和政治动荡， 但是全区农村经济在曲折中前进， 仍取得很大成就。集体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1978年集体固定资产总值3.2亿元， 集体积累7 370.4万元， 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分别为119.30元和27.80元。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兴建水库94座， 塘坝807座， 抽水站473座， 机电井保有量2 689眼， 水利建设骨干工程基本形成， 有效灌溉面积达10.61万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37.8万千瓦， 农用拖拉机拥有量3 363混合台， 机引农具8 287台 （套）, 机耕面积42.07万公顷， 占耕地的54.3%，非田间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 改变了农业生产依靠畜力和铁木农具手工劳动的落后状况。大面积推广应用科学种田技术， 玉米、高粱全部采用杂交种子， 大豆、小麦、水稻等作物种子经过几次更新换代已实现良种化。施用化肥普遍受到重视， 1978年化肥施用量20.2万标准吨， 平均每公顷259.5标准公斤。缩垅增行、密植和间种、混种、套种、复种作为重要生产技术被广泛应用。植物保护、田间管理等方面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1978年粮豆薯总产192.5万吨， 粮食公顷产量3 345公斤， 分别是1949年的2倍和2.4倍， 有637个生产大队（村） 粮食公顷产量超过3750公斤， 50个超过6 000公斤， 19个超过7 500公斤。农村经济有较快的发展， 1978年农业总产值9.6亿元， 是1949年的2.6倍。
(3)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经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特别是1983年全地区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全区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95年全区农村各业生产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粮豆薯总产量458.8万吨， 是1978年的2.3倍， 平均公顷产量6 630公斤， 分别比上年增长7.5%和5.9%。双城、巴彦、五常三县 （市） 粮豆薯总产均突破100万吨大关。双城市粮食总产达141万吨， 名列全省各县 （市） 之首。畜牧业生产超常规增长， 大牲畜年末存栏93.3万头。其中， 黄牛66万头，奶牛12万头， 马12.5万匹； 肉猪出栏141.6万头， 猪年末存栏158.9万头， 羊年末存栏26.8万只；生产奶类19.7万吨， 其中牛奶19.4万吨。肉类总产量23.5万吨， 其中， 猪牛羊肉产量19.4万吨， 禽肉3.9万吨； 生产禽蛋14万吨； 绵羊毛2 881吨， 蜂蜜43.5万公斤； 以 “五色工程”为重点的多种经营生产实现了规模、效益同步推进。全区多种经营收入达到41.5亿元， 比上年增长23%, 人均收入1 008元， 比上年增长23.8%。多种经营名特优品种达2万公顷，比上年增长50%。渔业生产实现了新突破， 全区养鱼水面发展到3.6万公顷， 比上年增长7.4%, 其中，精养鱼塘达6 670公顷， 比上年增长43%, 稻田养鱼2.7万公顷， 比上年增长5.3%。由于农村各业生产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促进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 160元， 比上年增长32.4%, 比1990年增长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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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绥化地区农业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 肃慎族人就生活在这里。秦汉、三国及魏晋时期夫余人在这里从事 “刀耕火种”式的农业生产。到17世纪中叶， 随着汉民族的移入，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没有摆脱原始的粗放经营状态。19世纪中叶以后， 清政府采取移民戍边开禁放垦的措施， 使农牧业有较快的发展。由于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和沙皇入侵蹂躏， 农业发展缓慢。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时， 为了大肆掠夺农产品， 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 并从日本大量移民组成“开拓团”， 实行掠夺式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绥化地区通过互助组等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 采取奖励垦荒， 谁垦归谁和银行为农民贷款购置生产资料等扶持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区粮豆薯总产由1949年的164万吨， 增加到1952年的220万吨。农业总产值达到5.8亿元， 比1949年增长29.4%。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公社化时期， 农业生产虽有较快发展，但由于“左” 的思想影响， 加之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 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粮豆薯平均总产205万吨， 农业产值5.59亿元； 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粮豆薯平均总产194万吨， 农业产值5.72亿元； 1963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粮豆薯平均总产199万吨， 农业产值5.8亿元。
“文化大革命”时期， 由于推行极左路线， 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 农业生产发展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经济出现超常规发展势头。1984年全区粮食总产突破350万吨。以后由于国家对农业投入减少， 农产品价格和市场价格差幅拉大，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农业品成本升高，农业比较效益下降， 加之1985年遭受严重旱涝灾害，致使农业生产出现新的徘徊。绥化地委、行署采取相应对策， 靠政策、引良种、调布局、增投入， 大大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1990年粮食总产一跃突破500万吨大关达到539万吨， 创历史最高水平， 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22.1%, 实现了20世纪末的计划指标， 受到国务院的嘉奖。199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达29.6亿元， 比1985年增长69.2%, 比历史最高的1988年增长23.8%。其中种植业产值21.5亿元， 牧业产值5.98亿元， 副业产值1.2亿元， 渔业产值0.6亿元。1990年全区农村人均收入602.3元， 比1985年增加368元， 增长1.6倍。
1995年， 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围绕强区富民升位的总目标，依靠科技， 增加投入， 强化管理， 加快了“两高一优”农业的建设步伐， 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 粮食生产又取得较好收成， 全区粮豆薯总产量641.9万吨， 占全省总产量的1/4, 比1990年增长19%, 比1984年增长45.4%, 其中玉米产量411.3万吨， 薯类产量30.8万吨， 分别占全省玉米、薯类总产量的1/3。1995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值 （按当年价格计算） 178.7亿元， 其中农业产值107.4亿元，林为产值1.8亿元， 牧业产值65亿元， 渔业产值4.3亿元。全区农村非农行业总产值152.9亿元， 其中工业产值94.7亿元， 建筑业产值22.1亿元， 运输业产值20.5亿元，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15.4亿元。全区农民人均收入1985年234.3元， 1990年602.3元，1995年1 842.2元， 1995年分别比1985、1990年， 增长6.9倍、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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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 黑河市由于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掠夺， 农业生产十分落后， 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黑河市40多年来， 农村经济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以下4个时期：
(1) 国民经济恢复和 “一五”计划时期 (1949—1957年)。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 经过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 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与此同时， 因地制宜地推广农业增产技术， 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1949年到1957年， 8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5%。
(2) “大跃进” 和经济调整时期 (1958—1965年)。这个时期由于 “左” 的错误和严重自然灾害破坏，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到1962年， 4年间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2.6%, 比前一个时期年均增长降低4.9个百分点。1963年开始纠正 “左” 的错误， 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到1965年农村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3) “文化大革命” 到粉碎 “四人帮”后的前两年 (1966—1977年)。“文化大革命”使全市人民蒙受巨大灾难， 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6—1977年的7年间， 全市农业总产值下降1%, 粮食总产量下降18.2%。1974—1976年， 国家资助开荒， 扩大了种植面积， 从而使1966—1977年的10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5%。粉碎 “四人帮”后的前两年， 农村经济还没有从 “左” 的束缚中完全解脱出来，农村经济结构失调仍很严重。
(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78—1995年)。黑河市认真落实党的各项农村政策， 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0多年来， 农村经济由封闭到开放， 由开放到开发， 由开发到搞活，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光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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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双城市的农业生产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 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 稳步发展阶段 (1949—1958年)。这个阶段，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 实现了分田单干到集体统一经营的发展过程。双城市人民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 把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与发展农业生产结合起来， 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件事情， 1956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有关文件上批示： “我看就这样办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并把这一经验编入《中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在全国推广。这个阶段， 全市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 到1958年， 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6 023万元， 其中种植业产值5 156万元， 林业产值58万元， 牧业产值331万元， 副业产值429万元， 渔业产值40万元，分别比建国初期增长了 23.4%、22.5%、480%、8.2%、33.6%和53.6%。
(2) 徘徊阶段 (1959—1977年)。也就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个阶段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和10年 “文化大革命”， 全市农业生产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有的年份甚至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持平。
(3) 大发展阶段 (1978—199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市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 特别是1983年以后， 双城市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普遍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充分调动了村级集体和农民两个层次的积极性。1990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 “粮牧企协调发展， 贸工农结为一体” 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 不断深化农村改革，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并以商贸为先导， 积极兴办服务实体，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 逐步实现粮牧企、贸工农、农科教、城乡4个一体化， 使农村经济突飞猛进发展。1995年实施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化战略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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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绥化市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78年， 是波动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农村经济特点是： 在农业中， 种植业占主导地位， 产值一直占总产值的79%以上， 最高年份 (1968年) 达89.6%; 在种植业中， 粮食生产占主导地位， 经济作物产值仅占4%左右； 粮食增长较快， 单产水平较高， 但呈波浪式发展。29年间， 全市粮豆总产量增长1.5倍， 年均递增3.3%; 单产增长1.8倍， 年均递增3.7%。此期间， 发展生产的主要思路是： 靠人海战术攻粮食， 靠大苞米奔“长江”。总产虽然有所增加， 但全市一直没有突破50万吨大关， 农民也没有得到实惠， 人均收入100元左右， 29年仅提高23元。生产力比较落后， 现代化程度低， 手工以及畜力劳动占主导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资源生存， 靠天吃饭， 用传统工具和经验生产。
1979—1985年， 是加速发展阶段。绥化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 在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科学安排作物种植比例， 大力发展畜牧业， 大上乡镇企业， 逐步建立了一个合理的农村经济结构， 生产领域逐渐拓宽， 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1985年， 全市林、牧、副、渔各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2%上升到22%。但这一阶段农村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农产品商品率不高， 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 常常出现宏观失控、产供销脱节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跟不上的现象。
1986—1995年是效益型发展阶段。中共绥化市委、市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实际出发，根据全市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 在认真总结多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确立并实施了效益型农业的发展战略。即以科技为龙头， 以市场为导向， 采取多种途径和有效措施， 不断寻求多元化农业生产的最佳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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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时， 海伦市农业生产水平很低， 1949年粮食作物平均公顷产量只有1 162.5公斤。经过土地改革、农业互助合作，推广农业新技术和开展爱国丰产运动， 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一五”期间粮豆薯年均总产量达31.5万吨，比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0—1952年) 年均总产量增长161.1%
1958年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 “左” 的思想指导下， “共产风”、“浮夸风” 盛行， 加之其后的严重自然灾害， 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0—1963年粮食年均总产量下降到18.6万吨， 接近1949年的生产水平。经过贯彻执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农业生产又得到恢复与发展， 1966年粮豆薯总产量达41万吨。
“文化大革命” 期间， 由于极 “左” 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到1977年粮豆薯总产量为38万吨， 仅比 “一五” 期间年均粮豆薯总产量增加6.5万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特别是1983年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村生产门路逐年拓宽， 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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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五常市的农村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 缓慢发展阶段 (1949—1958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实现了由分田单干到集体统一经营的发展过程。但由于生产水平低下， 农业发展缓慢。1958年农业产值仅比1949年增加619万元， 粮食平均公顷产量增加225公斤。
(2) 曲折发展阶段 (1959—1977年)。这个阶段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 受极 “左” 路线的影响， 全市的农业生产呈曲折发展， 有的年份粮食产量甚至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3) 全面发展阶段 (1978—1995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五常市的农村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8年全市农业总产值实现1.68亿元， 粮豆薯总产量达到39.7万吨， 向国家交售商品粮10.4万吨， 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2.6倍、1.5倍和2.5倍。特别是1983年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全市农业实现了从单一农业向综合农业、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自然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整个农村经济呈现全面大上、蓬勃发展的好形势。1990年全市粮豆薯总产达70.8万吨， 农民人均收入644元， 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交售先进县。到1995年粮豆薯总产已达109万吨， 比1990年增长54%, 比1978年增长1.7倍。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5元，比1990年增长2.6倍。1990年马、骡、驴存栏3.84万头， 黄牛4.75万头， 奶牛195头， 羊1.56万只，牧业产值实现1.02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13.6%。到1995年底大牲畜存栏17.7万头， 其中马、骡、驴存栏3.72万头， 黄牛13.63万头， 奶牛4 033头； 羊4.02万只； 猪37.36万头。牧业产值5.45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23.68%。与1990年相比， 黄牛增长1.9倍，奶牛增长近20倍， 羊增长1.6倍， 牧业产值增长4.3倍，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1995年蔬菜种植面积0.47万公顷， 总产量12万吨，分别占松花江地区蔬菜面积和产量的25%和32.2%。均居全区第1位。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0年， 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4亿元， 实现利税2 930万元， 分别比1982年增长10.2倍和10.6倍； 1995年， 乡镇企业已发展到15 679个， 从业人员5万人， 营业收入19.49亿元， 实现利税1.1亿元， 总收入和利税总额比1990年又分别增长3.8倍和2.6倍。1995年农用机械总动力22.6万千瓦， 化肥施用量达2.3万吨， 农村用电量9 500千瓦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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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1) 新中国成立初期 (1949—1952年)。经过土改， 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到1952年， 粮豆薯总产达24.3万吨， 平均公顷产量1 575公斤。农业总产值5 092万元， 比1948年增长87.3%, 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2)合作化、公社化时期 (1953—1977年)。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 认真执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的方针， 在农村广泛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1953年成立互助组4 017个， 1955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757个， 1957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36个， 农业合作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全县农业总产值5 269万元， 比1952年增长3.2%, 农民人均收入71.2元， 比1952年增长5.5%。1958年全县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 由于 “左” 的思想影响， 加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受到巨大损失。196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回落到4 275万元， 比1957年下降18.9%。1963—1965年，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 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地、大规模地调整， 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1965年农业生产总值达到6 071万元， 比1962年增长42%。农村人均收入达86元，比1962年增长9.1%。10年动乱前期， 由于片面强调“一大二公”， 以阶级斗争为纲， 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受挫。1970年粮豆薯总产量26.4万吨，比1966年减产2.5%。农村人均收入69元， 比1966年下降25.3%。10年动乱后期， 农业生产缓慢发展。
(3) 农村改革开放时期 (1978—1995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 1983年全县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 农业生产由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1995年， 农业总产值上升到15.9亿元， 比1978年增长9.53倍， 农民人均收入2 306元， 比1978年增长8.62倍。粮豆薯总产量85.5万吨， 比1978年增长96%。平均公顷产量6 186公斤， 比1978年增长1倍。改革开放以来， 农业生产不断登上新台阶， 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农业生产先进县， 1995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