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中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破坏了农村传统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同时，由于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也促进了农民的阶级分化。这 一切都为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鸦片战争后，广州首先成为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国家在加紧掠夺中国原料的同时，还在广州等地兴办了一些农产品加工业和轻工业。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最早出现在广东。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从海外归来，在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之后“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邑相继起者多至百数十家”。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广州一带已成为民族资本主义机器缫丝业的中心，其中大厂雇佣工人达七、八百人。1896—1898年，全国一共新设立29家机器缫丝厂，资本总额达324万余元。其中设在顺德的就有21家。这些工厂需要农产品原料，刺激了农民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另外，随着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地租和赋税的货币化以及农民放弃家庭手工业后，不得不出卖一部分农产品，以交纳货币地租，并且购买一部分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上述种种因素促进了广东农产品的商品化，也推动了农业中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成长。
鸦片战争后，广东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比较多见的还是佃富农和经营地主。珠江三角洲沙田面积较大，佃富农田多者二、三百顷，少者数十顷，中等则百余顷。所以春播、秋收之时需用大批人力以抢农时。般富农和经营地主都多采用雇工来经营沙田。顺德、香山、新会、东莞、番禺等地的沙田区，都已出现了农业雇工，并且规定了雇工工资。在梅县、汕头等地农村，也可见到关于农业雇工的记载。
随着农业经营的发展和农业雇工队伍的扩大，大量的短工、忙工和长工不断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山区农村都出现了农业劳动力市场。番禺“南村沙市街每岁正月初二日晨亦有打耕种工者，群集以待雇，至十一时而止。受雇者为一年之长工。……以工为市，此则尤为特别者”。地处山区的嘉应州，土俗正月五日，“趁墟者不贸易，凡雇请春作佣役者，于是日订议，谓之春哥墟”。雇工市的出现，表明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农民出雇已经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农业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变化。
广东开埠较早，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较多，清末以后，华侨富商纷纷效法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使得广东产生了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如1915年，商人杨宴堂“在江湾租地六十余亩，依照西法种植靛青，亲自督工三个月，……比种花、稻可得二倍之利”。1916年杨某“仍在该处租地二百余亩，极力扩充。”这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经营。在番禺，还有商人把资本投向土地，批田数百顷，挖塘种桑养蚕。这种富商把商业资本转向农业经营，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租地农场主。
此外，在广东地区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集股商办的农业公司，亦称农牧垦殖公司。1912年全国共有这类公司171个，总资本635.17万元，其中广东地区有43个，占全国总数的25.15%，投资总额为134.94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21.25%。公司基本采行集股和合资两种形式。当时垦殖公司的资本额大多仅为10万至20万元，其中有几个超过50万元，最大的是广州普生农牧公司，资本额达100万元。广东地区的商人特别是归国华侨较多，他们创办的农业公司规模较大，经营范围较大，经营效果也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