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国桢事件”与“孙立人事件”

蒋介石在台湾立稳脚跟后，便开始加强专制独裁，铲除异己势力，以巩固其父子在国民党内的核心地位。“吴国桢事件”与“孙立人事件”便是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例证。
“吴国桢事件”发生于1954年。吴国桢，湖北建始人，1903年生。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自1928年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任上海市长期间，吴与时任经济督导员的蒋经国因整顿上海经济问题曾发生矛盾，事后蒋经国还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吴国桢的“不合作”。1949年到台湾后，吴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台湾“反共保民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任职期间，与蒋介石父子逐渐产生矛盾。吴国桢受英美民主思想影响较深，对蒋介石专断独裁不满，反对蒋经国主持特务工作，时常以“省主席”的身份干涉蒋经国的行动。吴与蒋氏父子的矛盾逐渐加深。由于吴国桢具有美国政界背景，加上其“民主”身份深获美国政府赏识，因而蒋介石在退台初期还可以利用他来争取美国的援助，缓和矛盾，稳定统治。但由于吴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恃宠而骄；加上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台湾局势逐步稳定，吴的身价就越来越低，并成为蒋氏父子的眼中钉。1952年10月30日，特务企图制造国祸杀害吴国桢夫妇未遂。吴国桢认识到该是“激流勇退”的时候了。1953年3月，吴国桢以健康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并于4月以推动“国民外交”为名离台赴美。1954年1月，台湾传出“吴国桢携款外逃”的风声，要求他从速回台，吴国桢要求国民党当局“辟谣”得不到答复后，即在美国公开发表“政见”，抨击国民党不民主，国民党“政府过于专权”，蒋经国以“总政治部”搞特务统治。2月26日，台“立法院”院长张道藩罗列吴“反动”“狂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十三条“罪状”。3月9日，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发表社论，攻击吴搞“阴谋诡计”“危害国家”。3月17日，在国民党的主导下，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临时动议”，“建议政府将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台“依法处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开除吴国桢的党籍。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称吴“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家”，撤免吴“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着令对他“违法渎职情事”“依法撤查究办”。以后，台湾当局要求“引渡”吴国桢未成。
“孙立人事件”发生于1955年。孙立人，字仲伦，原籍安徽舒城，后移居安徽庐江金中乡山南村，1900年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官费留学美国，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1924年获理学学士学位，后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受训。1927年毕业后游历英、法、德、日等国。1928年归国，历任党务学校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中央政治学校训练班主任。1932年任财政部税务警察总团第四团团长，其组训军队，自成一套，被称做“孙氏操典”。1937年10月加入第十五军团作战序列，在上海郊外大场、蕴藻浜等地抗击日军，战斗中负伤，后赴香港医治。1938年秋率部参加武汉会战。战后税警总团改称缉私总队，任总队长。后应宋子文之召，在长沙扩建财政部缉私总队。年底移驻贵州都匀，所部恢复税务警察总团的名称，孙任总团长兼贵州第三绥靖区指挥官。经两年训练，使所部成为一支精锐部队。1941年12月，税务警察总团一部组成新编第三十八师，归第六十六军节制，孙任师长。1942年2月参加中国远征军，随军入缅作战。4月在仁安羌大败日军救出英军7000余人。5月，率部退至印度。1943年10月底率部反攻缅北日军。1944年5月1日中国驻印军扩编，任新编第一军军长。1945年3月8日任少将。1945年3月底攻克猛岩，完成缅北战役，5月率部归国。7月应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去欧洲考察战况。回国后率部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其后新编第一军进行了整训，成为军中“五大主力”之一。1946年3月率部乘美国军舰开赴东北，5月攻占四平和长春。8月兼任东北绥靖副司令及长春警备司令。1947年初其部屡遭歼灭，4月被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8月调离东北，8月4日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1948年9月22日任中将。后被调往台湾训练新兵。孙战功卓著，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深得英美的欣赏。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利用孙立人与美国军方有特殊背景及其“优秀”的军事才能，重用孙立人以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确保台湾”。1949年8月，蒋介石任命孙立人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3月，孙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1951年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权倾一时。但孙系国民党军队中势单力薄的留英美派，饱受留日、保定和黄埔三大势力的排挤，加上他不满太子蒋经国在军队中建立“政工制度”、加强特务控制，孙立人与蒋氏父子之间为争夺军队的控制权产生了矛盾。由于孙立人有美国背景，且美国指名孙出任“中美联合作战中心”台湾方面指挥官，蒋介石怀疑美国有“拥孙反蒋”的意图，便下决心除掉心腹之患。1954年6月，蒋介石免去孙立人陆军总司令职务，调任“总统府”参军长，解除了他的兵权。1955年6月，台湾盛传孙立人的老部下郭廷亮、江云锦等预谋在蒋介石阅兵时发动“兵谏”。国民党特务系统立即采取行动，逮捕了郭廷亮等103名官兵，孙立人也被监管侦讯。8月3日，孙立人向蒋介石签署“辞职书”。8月21日，蒋介石下令免除孙立人参军长职务，并命陈诚、张群、何应钦等人组织“调查委员会”。两个月后，“调查委员会”做出结论，指控孙的部 下郭廷亮“为中共工作”，利用孙的关系在军中联络军官，准备发动“兵谏”，孙未及时“举报”，亦未“采适当防范之措施”，“应负责任”。蒋介石最后以“纵容部属武装叛国、窝藏匪谍密谋犯上”的罪名，将孙立人送往台中软禁。这便是轰动一时、震惊岛内外的“孙立人事件”，亦称“孙立人兵变”。直到1988年5月，孙立人的软禁才被解除。
吴国桢与孙立人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和蒋氏建立独裁专制统治的牺牲品。同时，他们两人的“悲剧”，也反映了国民党蒋氏政权既要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伞和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又不愿让美国插手岛内政治事务，害怕美国利用其他政治势力来取代自己的两面心态，与美国存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