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排蓄结合，综合治理阶段(1959—1972年)

天津解放时，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农田水利设施中，没有一座蓄水工程，仅有桥、闸、涵等水利建筑物3 610座，破旧的灌溉机械869台。当时低标准灌溉面积仅为4.82万公顷。天津解放后，党和政府在恢复整修同时，大力开展蓄泄工程建设，做到排灌兼筹。
1963年8月，海河上游山洪暴发，大水直逼天津，出现天津市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 “一定要根治海河” 的号召。从1964—1973年的10年间，海河流域人民按统一规划部署，展开全面治理海河各大水系斗争。仅在天津市境内即先后开挖了子牙新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等大型入海河道，共挖河934千米，筑堤644千米，动土1.06亿立方米，改变了各河道集中从海河干流入海的局面，提高了天津市各河段的行洪能力，建成了比较完善的防洪除涝体系。另一方面，海河水系上游相继建成一批大中型水库，使天津市入境水量骤减，同时工农业用水相对增加，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天津市农田水利进入排蓄结合，综合治理阶段。1965年，静海县率先发动群众大搞深渠河网。对全县农田统一规划，旱、涝、碱兼治，以蓄代排，以排为主，灌排结合。配套机电排灌站迅速成批建成。河网组成相互联系的水利系统。既可除涝治碱，又可抗旱。这种模式相继推广到区县。这一期间排灌泵站建设取得飞速发展，仅1964—1965年建成排灌泵站就达17座，此时农田泵站排水能力达到562.6立方米/秒。农田除涝面积20.413万公顷，标准3～5年一遇。“文化大革命” 高潮中，天津市灌溉管理比较混乱。在1969年后扬水站灌溉管理组织有所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