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民党的分化和蒋介石的“四一二”反共政变

国民党的分化早在国民党进行改组时就已开始，按观点不同，分为左、中、右三派，右派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以后，他们就开始进行了分裂活动，首先，他们利用组织手段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对共产党“从速严重处分”，“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坚持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共政策，平息了这次反共分裂事件，打击了右派的活动。
其次，采取恶劣手段，刺杀廖仲恺。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不断高涨，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的分化也日益明显和加剧。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便失去了维持各派力量的中心，原来受孙中山震慑的国民党右派又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这样，国民党左派杰出的领袖廖仲恺，便成为他们集中的攻击目标和主要打击对象。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国民党右派收买的暴徒枪杀。这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重要举动。对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立即进行反击。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此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省港罢工工人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与廖仲恺案件有关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胡汉民、许崇智等人驱逐出广东，从而打击了右派的活动，也进一步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再次，在思想理论上利用戴季陶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右派政治要求的集中体现。在思想上，以孔孟的道德观来对抗唯物史观；在政治上，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在组织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内得到广泛传播，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理论基础。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从思想理论上击中了戴季陶主义的要害，坚持了国共合作的政策。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就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其中最明显的代表是“西山会议派”的形成。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等13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取消共产党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决议，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北京设立非法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在上海成立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公开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相结合。“西山会议派”完全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右派集团。“西山会议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召开会议，发表文章，揭露、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党分裂罪行，使他们在群众中逐渐陷入孤立。为了惩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决定召开“二大”来解决这一问题。
1926年1月1日至20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重申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继续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反党纪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给林森、张继等20余人以警告处分，责成戴季陶反省。这个决议，对国民党右派是个沉重打击。大会还通过了政治、军事、党务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商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月22日，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蒋介石、汪精卫、谭平山、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张清江、高语罕、邓泽如、古应芬、陈璧君五人为中央监察常务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下设立了一处八部。
国民党“二大”坚持国民党 “一大”的革命原则，制裁了“西山会议派”。这对于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国民党“二大”之后不久，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势力又重新抬头，其中最明显的是集中在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此时，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蒋介石，发动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最为著名的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1926年3月8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将中山舰调黄埔听候调遣。第二天，当中山舰到达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羽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谣言，一面又矢口否认下达调遣命令。并伪装惊异，诬赖李之龙是“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逮捕李之龙，扣留了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完全篡夺了第一军的领导权。“中山舰事件” 是蒋介石阴谋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重要步骤，是开始反共的一个信号。尽管共产党人毛泽东、瞿秋白等进行了反击，但由于陈独秀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
1926年5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所谓 “消除疑虑，杜绝纠纷” 为借口，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各级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单要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保存； 中共中央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加以讨论。“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共产党员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全部被国民党右派所代替。蒋介石当上了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主席，随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11月，北伐军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并于13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蒋介石到达南昌后，一改力主迁都武汉的态度，提出迁都南昌。蒋介石的阴谋，受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 “统一革命势力案”，肯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的决议均有效，其代替中央政治会议行使职权是合法的。并在“统一外交决议案”中规定：如有擅作主张，变更本党政策，或直接、间接向帝国主义各国交涉者，以违背党纪论处，开除党籍。在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中指出：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才有权决定党务、政治、军事、行政方面的重大事项。会议并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机构进行了选举。二届三中全会对于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行径，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蒋介石对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置之不理，他见迁都南昌没有希望，便决定以南昌为中心，联合反动势力，做好公开分裂的准备。在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封建买办阶级和江浙财团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决定在上海举行反共政变。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他一方面同李济深及新桂系的李宗仁、黄绍闳等举行秘密会议，商谈“清党”事宜；另一方面，与上海的青红帮头子进行勾结，并部署他的亲信，制定具体的 “清党”方案。4月11日，蒋介石密令 “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4月12日晨，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封闭上海市特别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革命团体。4月15日，广东实行 “清党”，紧接着，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等地，也相继进行 “清党” 和屠杀共产党人。
4月15日，蒋介石和胡汉民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与会者不足法定人数情况下，通过了以南京为国都、取消武汉不合法之中央党部、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项决议，随即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大会，推举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等为政府委员，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为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蒋介石成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集中代表，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新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