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营林生产

1.采种育苗。
(1)引种。20世纪60年代前，上海农村植树造林基本上以乡土树种为主，主要有桑、榆、槐、楝、杨、柳、朴、松、柏、樟等30多种优良树种。
随着植树造林规模的逐渐扩大和绿化质量不断提高。乡土树种越来越满足不了需要。从60年代后期到1996年底，上海农村先后从外地引进白榆、杞柳、水杉、池杉、柳杉、落羽杉、中山柏、乌桕、油桐、泡桐、木麻黄、油橄榄、杜仲、杜英、臭椿、楝木、桉树、垂白柳、欧美杨、马褂木、银鹊等20余种优良树种。经过引种、驯化、推广，丰富了上海郊区植树造林的树种。
经引种、驯化成功，并在上海郊区大面积推广的树种，有白榆、杞柳、水杉、池杉、欧美杨等5种。
白榆。由于具有速生能力强、材质良好和容易繁育的特性，1971年、1972年先后从河南尉民县引进种子繁育。试种成功后，在郊区推广很快。1979年白榆保存数达到1 808万株，占全郊区当时“四旁”树总数的43%。后因受到害虫刺蛾的严重危害，防治措施跟不上，被逐渐淘汰。1994年第四次上海森林资源调查，白榆保存数仅41.5万株。
杞柳。又名紫柳、红皮柳，容易栽种，管理方便，生长迅速，柳条为编织的好原料，用途很广。1958年，崇明县和宝山县从江苏、湖南、河北、河南等省引进试种。由于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宝山县首先开发柳条编织，发展“以柳代木”。郊区各县和国营农场纷纷仿效，杞柳种植面积迅速发展。到70年代末，种植面积达到1 200公顷，年产柳条1万吨左右。80年代后，随着塑料包装的大量发展，柳条的需要量相应减少，再加上开垦“十边”地扩种粮食，杞柳种植面积日趋萎缩。1984年，杞柳种植面积下降到546.6公顷。至1994年，全郊区只剩青浦县有少量种植。
水杉。被世界生物界称为活化石。具有用材、观赏功能和生长快、耐水湿等特性。70年代初，由于用材和建设防护林的需要，上海郊区从湖北引进1万株小苗，并购进穗条38担进行扦插育苗。1976年又从湖北引进实生苗30万株、种子50余千克，建立水杉实生苗采穗圃扩大繁育推广。由于引种成功和市林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推广，水杉种植数量不断增加，逐渐替代了白榆，成为郊区“四旁”绿化和成片造林的主栽树种。1979年，水杉保存数841万株，占郊区“四旁”树总数的20%。1989年，水杉保存数增加至1 790.6万株，占郊区“四旁”树总数的50%。进入90年代，由于郊区农民采用新的造房样式和材料，水杉木料需求量减少，水杉种植略有下降。1994年，市郊水杉保存数1 500万株，占“四旁”树总数的39.8%。
池杉。树冠窄，耐湿、抗风，是平原水网地区的优良防护林树种。1972年，从杭州植物园引进小苗5万株试种。1975年，青浦县推广种植10万株池杉。1977—1982年，郊区每年从湖北省采购种子数千千克进行繁育推广。1982年，市农业局林业处、松江县林业站分别同青浦县沈巷乡和平村、松江县大港乡种子场合作，建立了两片池杉一稻、麦间作试验区。总面积8.9公顷；同年，市农业局林业处又与崇明县林业站协作，开展利用沿江滩地营造池杉固堤防浪林试验。至1990年，试验林总面积达到125.2公顷。由于试验取得理想的数据，池杉在青浦、松江、崇明等县迅速推广，成为市郊植树绿化仅次于水杉的主要树种。1994年，市郊池杉的保存数为45万株。
欧美杨。即美洲黑杨或美洲黑杨同欧洲黑杨杂种无性系的统称(别称“意杨”)，是适宜温带地区栽培的速生阔叶树种。1975年起，从南京林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引进试种。1980年，又从江苏泗阳引进成批苗木、种条，在崇明、嘉定、川沙、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8个县设立104个繁育试种点，共栽种大苗9.3万株，扦插育苗10.2公顷。崇明县是郊区推广种植欧美杨最多的县，成片种植面积达166.6公顷， 至1990年该县保存欧美杨成片林68.13公顷，树2.72万株。奉贤县累计种植2.4万株， 松江、青浦、川沙、金山、宝山、嘉定等县也都扩大栽种。至1994年郊区 “四旁”种植欧美杨11.3万株， 比1990年增加2.5倍。
至1996年底， 在郊区植树绿化中， 小面积推广的树种还有落羽杉、墨西哥落羽杉、柳杉、茶、乌桕、中山柏、油桃、银杏等。
(2) 育苗。上海地区对乡土树种的零星育苗历史较久。清光绪年间， 宝山、南汇、崇明等县曾兴办林业试验场和苗圃。民国5—7年 (1916—1918年), 上海、松江、青浦、金山、嘉定、川沙等县也办苗圃，进行小规模、小批量苗木繁育。民国17年 (1928年)建立市立园艺场， 民国20年 (1913年) 扩建2个分场， 总面积达到9.66公顷， 成为解放前上海最大的苗木繁育基地。当时培育的有行道树、护岸树、庭院树、用材树4大类、45种苗木。
新中国成立以后， 党和政府为发展植树绿化， 在上海郊区陆续建立了一批国营苗圃， 繁育良种苗木。至80年代初， 郊区共有嘉定、宝山、川沙、洋泾、金山、崇明等6个国营苗圃， 经营面积49.8公顷，职工241人， 每年为上海郊区农村提供各种苗木30万株。
除国营苗圃外， 还有数量较多的集体苗圃。1956—1959年， 奉贤县共办起了11个集体苗圃， 育苗面积为39.8公顷。后因实行“以粮为纲”， 大量苗地改种粮食作物， 至1962年育苗面积仅存百余亩。到80年代初， 该县集体育苗面积又恢复到36.12公顷。松江县共有乡、村、队三级育苗基地102个， 仅乡、村两级就有育苗面积52.53公顷。宝山县有农村集体苗圃75个， 育苗面积53.3公顷。金山县也有农村集体苗圃33个， 育苗面积26.53公顷。农村集体育苗面积最大的是崇明县， 育苗面积有200公顷左右。
自1982年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后， 随着苗木的需求量迅速增加， 上海郊区很快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育苗的新格局。国营苗圃在育苗技术上占优势，对集体和个体育苗起示范指导作用；集体苗圃面广量大， 成为育苗的主体； 农户个体育苗数量不多， 是有益的补充。1985年， 全郊区育苗面积发展到960.37公顷， 产苗量达到3910.82万株。其中国营苗圃242.34公顷， 产苗374.5万株， 占9.6%; 农村集体苗圃703.16公顷， 产苗3 463.9万株， 占88.66%；个体苗圃14.86公顷， 产苗72.42万株， 占1.8%。
80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外省市的廉价苗木大量涌入上海， 导致本地苗木卖不出去而压圃， 苗圃经济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 一部分集体和个体苗圃被迫关闭或转产。至1989年， 全郊区育苗面积下降到786.6公顷， 减少近200 公顷， 苗木出圃量降到1 145.5万株。
市场上苗木少了， 供求关系又趋向紧张， 引起郊区各县、区领导的重视， 及时采取措施，促使苗木生产出现回升势头。特别是嘉定、南汇、崇明等县提出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 采用合同育苗、提高育苗补助标准等措施， 推动苗木生产进一步发展。市林业科技推广站还从湖北省林木种子公司购进水杉种子45千克， 给国营和集体苗圃播种育苗建立采穗圃。
1990 年春季， 市林业科技推广站在上海、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等7县、区， 推广水杉芽苗移栽育苗技术。年底， 上海郊区各县、区又从湖北省林木种子公司购进1龄水杉实生苗139.7万株， 扩大苗木生产。
1991—1996年，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 以及人们对于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 市场对观赏类和经济类苗木的需求越来越大。上海郊区适时调整育苗生产，把过去培育以用材类为主的农村绿化植树苗木，改为培育农村绿化苗木、经济类苗木和观赏类苗木并举。1996年末， 全郊区育苗面积800公顷， 出圃苗木1344.8万株， 其中用材类苗木422.7万株， 经济类苗木241万株， 观赏类苗木681.1万株。
2.植树绿化。上海郊区植树造林属于平原绿化，主要是 “四旁”植树。营造沿江沿海防护林和建设农田林网。到1996年末， 上海郊区有林地面积已发展到17 466.6公顷， 其中防护林4 133.3公顷， 经济林11 066.6公顷； “四旁”树木保存数为4 500万株， 比1989年增加540多万株； 农田林网控制面积达到126 666.6公顷， 林网化控制率47%, 分别比1989年增长162%和32.2个百分点； 林木覆盖率6.59%, 比1989年增加1.13个百分点。
上海地区农民历来喜欢在宅前、屋后、河沟、浜滩、墓地等处植树绿化。清代末期， 维新派人士提倡植树造林， 上海地区不少地方都曾响应。辛亥革命后， 植树造林受到重视。1915年， 北洋政府宣布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1928年， 国民政府把植树节改为3月12日 （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当时的上海地方政府在每年的植树节都要举行隆重的植树仪式， 以推动植树造林活动的开展。尽管那时的执政当局年年倡导植树绿化，但并未将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 所以每年植树数量不多。据1936年的统计资料， 当年上海郊区十个县共植树13.99万株。到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侵略军实行 “清乡”， 修筑封锁线；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为了构筑工事、碉堡， 为了清除视线障碍， 前后两度大肆砍伐竹木， 使上海地区的树木竹林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宝山县月浦、杨行、刘行、吴淞一带的村宅、河道、路旁， 见不到一棵树木。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植树造林。早在50年代初，为尽快恢复林业生产，上海郊区贯彻实行了“谁种谁有”的林业政策，并提倡充分利用宅前、屋后、田旁、路边、塘堤、沟沿等一切空隙地植树绿化。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响应。1953年春，仅宝山县种植杨、柳、苦楝、椿树等树苗103.3万株。从1958年春起，全市掀起了大规模植树绿化高潮。自1958—1960年的3年内，上海郊区共植树21 184万株。但是，当时存在片面追求植树数量的倾向，故植树的质量不高，成活率很低。据金山县调查，植树造林的成活率仅6%～7%。同时，1958年秋大刮“共产风”、“瞎指挥”的错误，使一大批树木又被乱砍滥伐掉，导致树木的保存率大幅度下降。
1961年6月，为纠正失误，保护林木所有者的权益，中共中央发布《林业十八条》，重申“谁种谁有”政策，使上海郊区广大农民的植树积极性又被调动起来。据统计，1961—1970年的9年内，全郊区累计植树6 675万株。这期间，上海郊区改变了过去只求植树数量不讲植树质量倾向，注意加强树木的管护。到1970年末，上海郊区“四旁”’树木保存数达到3 485万株。当时宝山县彭浦公社白遗桥大队，有树木35 000株，户均80.3株，人均30多株，1971年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
1971年全国林业工作会议后，上海郊区植树绿化的重点转向建设农田林网，并继续搞好“四旁”植树，建立起带、网、片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1971—1980年的10年间，郊区植树累计14 601万株。由于改良了树种，重视植树质量，这时期树木的成活率有所提高。据1979年上海郊区第一次林业资源清查结果，上海郊区“四旁”树木保存数达到4 205.5万株，有林地面积7 886.6公顷，有33 333.3公顷耕地基本实现农田林网化，全郊区林木覆盖率为2.7%。青浦县练塘公社结合兴修水利建设农田林网，经过10年的努力，在2 666.6公顷耕地中有2 000公顷实现了农田林网化，在300公里长的河道两岸和118公里的机耕路两侧都栽上了成行的绿树，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
自1982年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以后，上海郊区每年都开展有百万农民参加的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在继续加强农田林网、沿海沿江防护林建设的同时，优化林业结构，实行多树种、多林种结合，乔（乔木）、灌（灌木）、林（林木）、果（果树）一齐上的方针，促进了上海郊区植树绿化的持续快速发展。1987年1月，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上海市植树造林绿化管理条例》后，各县（区）建立了林业站，加强了对植树绿化的指导与服务，使上海郊区植树绿化进度进一步加快，并提高了绿化质量和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据1989年的上海郊区第三次林业资源清查结果，农村“四旁”树木保存数为3 959.17万株，林木覆盖率达到5.46%，农田林网控制面积48 386.6公顷，林网化控制率为14.8%。在80年代，青浦县、崇明县分别于1981年、1983年被林业部评为“平原绿化先进县”；崇明县于1984年又荣获中央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的称号
进入90年代，根据《全国平原绿化规划》和《上海市1989—2000年造林绿化规划》， 上海郊区植树绿化以实现平原绿化为总目标。即到2000年，全郊区要达到林木覆盖率9%，农田林网化率70%，骨干河道和骨干道路绿化率85%，村庄绿化率90%以上，同时根据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搞好企事业单位、集镇的植树绿化。按照分年度计划，每年都完成“四旁”植树800万株以上，沿海沿江造林133.3公顷以上。90年代初，郊区有186个乡镇建立了林业工作站，定编561人，加强对林业的服务与管理。1990—1995年，远郊的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六县（区）农田林网化建设发展很快，林网的主框架已基本形成，并密切配合集镇政区、居民住宅区及工业开发小区的骨干河流、道路规划，实施植树绿化配套。近郊嘉定区、宝山区、闵行区和浦东新区的成片开发区，都以环境绿化、美化为主的主格调进行植树造林，农区仍以骨干道路、河流为重点营造基干林带，构筑联结城乡的绿色风景线。农田林网化建设以村为单位开展，资金由市、县（区）、乡（镇）和村四级配套投入。每年建设林网化控制率达到70%以上的农田林网化村300个以上，植树300万株以上。为了实实在在地搞好上海郊区的植树绿化，对植树绿化质量实行了强化监督，即：对沿海沿江防护林和农田林网化建设实现工程化管理，坚持按规划设计，按设计施工，按图纸核查的质量管理办法。全郊区还广泛开展以争达标为主要内容的绿化竞赛活动。崇明县经过努力，1992年各项植树绿化指标均超过国家林业部制定的《南方平原县标准》，被林业部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上海市平原绿化达标第一县”称号。为加快实现上海郊区平原绿化的步伐，1996年3月12日，上海市政府与郊区十县（区）政府签订了限期实现平原绿化的责任状。各区县与乡镇也都签订了责任状，加大了植树绿化的推进力度。从1996年起，上海郊区10个县、区都实施了“四个一”绿化工程，即：建设一个绿化的农业示范区、一个绿化的乡镇、一条绿化的河流、一条绿化的道路。当年全郊区完成河道植树绿化197.2公里，道路植树绿化245.9公里，对30多个农业示范区进行了绿化配套建设。奉贤县洪庙镇、浦东新区唐镇镇、闵行区马桥镇、七宝镇等的绿化面貌有很大改观。
3.防护林。上海地区是平原水乡，地处长江二角洲前缘，北滨长江，东临大海，西靠太湖。为防御自然灾害， 减轻台风、洪涝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营造沿海沿江防护林和河堤防护林成为上海地区林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沿海沿江防护林。上海地区沿海沿江岸线长达471.7公里， 其中宝山区、浦东新区、南汇县、奉贤县、金山区的大陆岸线长168.9公里， 崇明、长兴、横沙的岸线长302.8公里。1995年， 上海长达168.9公里大陆岸线基干林带实现了合拢。崇明、长兴等岛屿， 也建成了100多公里长的海塘江堤基干林带。沿海沿江的绿色屏障总面积达到1940公顷。
为防风、固土、护堤， 上海人民很早以前就开始在海塘、江堤上栽树木种芦苇。据历史记载， 南宋乾道年间， 朝廷诏令 “趁时栽种芦苇， 不许樵采”。明万历二十一年 (1593年), 在崇明县的海塘上种植桑树， “有桑千顷”。清代， 每次修筑海塘、江堤后， 都广植芦苇、柳树等。民国6年 (1917年), 宝山县曾在沿海塘、江堤种树数万株。民国18—22年(1929—1933年)，崇明县在海塘、江堤植树造林10.53公顷。南汇、奉贤等沿海各县也都曾在海塘上植树造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上海沿海沿江防护林木遭到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乱砍滥伐，损失极大。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江沿海防护林建设。1954年春， 宝山县发动江堤沿线各乡青年和驻军一起， 在江堤上种植枫杨5.4万株。1958—1959年， 又植树57万株。奉贤县在海塘上营造防护林92公顷。川沙、南汇、金山、崇明等县也在各自的岸线上营造防护林。从1959年起， 宝山、川沙、南汇、奉贤、金山以及崇明县东平等6个国有林场建立， 上海开始有计划地在沿海沿江营造第一代防护林。1959—1963年的五年中， 国家直接投资46万元， 营造沿海沿江防护林1 467公顷。但因没选好树种， 又忽视树木管护，所以成活下来的树不多。第一代防护林平均保存率为3.61%, 成林面积只有607公顷。
1964年开始， 根据“适地适树”的原则，筛选出一批耐盐碱、生长较好的树种， 用于海塘江堤第二代防护林。1970年， 崇明县投资27万多元， 营造南沿一线江堤的防护林， 植树108万株。1978年， 宝山、川沙、南汇、奉贤、金山、崇明6县营造沿海防护林132.67公顷， 长达63公里。1983年起， 上海市政府把沿海沿江防护林建设列入重点建设项目， 有计划有步骤地营造防护林。市财政每年提供资金80万元，每年有计划地造林133公顷左右。1983年， 上海郊区营造沿江沿海防护林202.47公顷， 超计划51.8%。到1990年为止的8年内， 累计营造沿江沿海防护林1 333.35公顷。
崇明岛四面环江临海， 营造防护林数量最多。从1983年开始， 防护林带建设分南沿江堤和北沿江堤两边推进。至1987年， 南沿防护林带基本建成， 林带总面积461.07公顷。1990年， 全岛防护林面积增至790.3公顷， 基本上完成营造环岛防护林的任务。
1991年5月， 林业部在福州市召开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海市根据这个会议精神， 从1991—1996年的6年内， 营造沿海防护林1 013.34公顷。由于沿海滩涂的不断淤积扩大， 1992年在对崇明岛东滩的团结沙和东旺沙上进行围垦的同时， 进行了造林绿化， 到1996年共造林面积240公顷， 实际保存为100公顷。
1994年， 国务院办公厅将沿海基干林带划为特殊保护林带， 上海沿海沿江各县（区）加快了建设保护林的速度。
(2)河堤防护林。上海郊区水网稠密， 其中骨干河道有299条 （段）, 总长约2 500公里。上海建造河堤防护林的历史不长。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地区在对其境内河道进行全面规划和整治中， 提倡植物护坡护堤， 大规模地在市、县两级骨干河道（河） 两侧10米左右宽的青坎上营造河堤防护林。
上海地区最早营造河堤防护林的是浏河(又名刘家河、刘家港)。该河是太湖东北地区分泄洪涝水的骨干河道， 西起江苏省昆山县蓬朗草芦村， 上接娄江， 东流入江苏省太仓县、上海市嘉定区， 经浏河镇南入长江口， 全长40余公里， 其中在上海市境内的河段长6.36公里。1976年下半年， 在整治机浚土方工程完成后的浏河两岸， 开始种树插柳。到1989年，在浏河上海境内河段两侧， 种植落叶乔木2.76万株，建成9.2公顷的防护林， 活立木蓄积量达到1 318.7立方米。
市级骨干河道的浦东运河， 1977年开始实施分片综合治理规划。1978年， 川沙县境内的27.5公里长的河段疏浚后， 国家首先投资5万余元， 在两岸青坎上种植水杉6万株， 但因未及时管护而存活很少。1984年， 重新营造防护林， 共种树8.41万株， 其中水杉5.06万株， 池杉3.35万株。在奉贤县境内的浦东运河河段， 河道疏浚工作一结束， 就营造防护林。到1989年， 浦东运河两岸种树绿化长度合计110.96公里。
东西横贯川沙县全境的川杨河， 全长28.7公里，是川沙县境内的又一条市级主干河道。1978—1980年， 国家投资18万元， 在沿河两岸各宽10米的青坎植树11.98万株， 其中水杉9.16万株， 乌桕2.82万株。为固土护堤， 还在两侧岸坡栽种杞柳24.99公顷。当年， 幼树成活率达到82.1%。后来， 国家曾再投资4万元， 对沿河全线缺苗断条部分进行补植。但是， 到80年代后， 由于沿线部分乡、村、企事业单位， 违章砍伐林木， 占用青坎建房舍、堆场、堆放其他杂物， 使两岸防护林林木保存率逐年下降。据1989年调查， 实际保存的树木仅6.84万株， 为植树总数的57.1%，两岸护坡杞柳保存5.75公顷，为原种植面积的23%。
大治河是70年代后期开挖的市级骨干河道，东西横贯南汇县和上海县浦东地区，全长39.54公里。1978年，国家投资20万元，在南汇县境内长30.94公里的河段两岸植树12.75万株，栽种杞柳25.93公顷。由于管护不善，树木损失较多。1984年调查，树木保存数为4.55万株，保存率仅35.7%，两岸青坎林带被建筑物、堆场占用9.2公里。1986年，国家再次拨款4.01万元，于当年春补植6.17万株树木，并加强了管护措施。与此同时，国家也投资在上海县浦东地区的大治河河段两岸植树。到1989年，大治河全线两岸已有防护林44.63公顷，活立木蓄积量为2 593.2立方米。
1979—1980年，国家拨款18.05万元，在奉贤县境内的市级骨干河道——金汇港河两岸种植水杉10.55万株，营造防护林面积29公顷，岸坡栽种杞柳22公顷。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的10年里，国家还投资100多万元，在嘉定县、宝山区、上海县、松江县、崇明全岛的43条市县两级主干河道两侧营造防护林。据1989年调查， 上海郊区河堤防护林面积已达358.17公顷，合计活立木蓄积量18 240.5立方米(表3-4-1)。

表3-4-1 1989年郊区河堤防护林面积、蓄积量统计表

县 （区）	面积 （公顷）	蓄积量 （立方米）
嘉 定 上 海 宝 山 川 沙 南 汇 奉 贤 松 江 崇 明	48.24 31.26 9.55 20.68 33.81 17.55 2.16 194.92	3 927.3 2 583.0 1 052.5 1 402.7 1 494.7 1 425.0 396.6 5 050.5
合 计	358.17	18 240.5

1991年夏，太湖流域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江、浙、沪邻近太湖地区都受到重大损失。国家林业部根据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于1991年11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淮河、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造林绿化工程会议。上海是太湖流域综合治理建造防护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按太湖全流域总体规划的要求，上海林业主管部门编制出“太湖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总体规划《上海》规划”。规划实施范围主要是嘉定、青浦、松江、南汇、闵行5个县（区），工程区总面积27.28万公顷。工程以营造水系骨干河道防护林为重点。1992年初，配合太湖洪水东排黄浦江的重要通道——太浦河的开挖和整治，按规划动工营造长15.24公里的护堤岸林，植树16万株，绿化面积为30公顷。1993—1994年，又营造黄浦江上游水源涵养林23.3公顷。
据上海郊区第四次林业资源清查结果，到1994年末，上海郊区主干河道（段）营造护堤防护林面积已达489.42公顷，合计活立木蓄积量39 850.5立方米，与1989年相比，分别增加36.6%和118.5%(表3-4-2)。

表3-4-2 1994年郊区河堤防护林面积、蓄积量统计表

县 （区）	面积 （公顷）	蓄积量 （立方米）
嘉 定 闵行 （上海） 宝 山 浦东 （川沙） 南 汇 奉 贤 松 江 崇 明	72.1 22.3 11.8 20.7 42.3 38.2 10.6 271.4	6 802.0 2 948.3 1 062.2 2 200.0 6 501.6 4 513.4 924.1 14 898.9
合 计	489.4	39 850.5

1995年11月，在国家计委正式批复林业部的“淮河、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项目中，松江县被定为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的试点示范县。1996年，按照规划要求营造油墩港和西大盈港防护林20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