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觚

中国近代魏源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学篇》14章，下卷为《治篇》16章。原收入1878年淮南书局刻本《古微堂内外集》，现收入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上册，是阐述其学术和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比较集中反映了其伦理思想。书中阐述了魏源以强调功利为特征的伦理思想。认为道德和利益不是截然分离的，“王道”社会应该是两者的统一，“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治篇一》)；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要使治理天下的势、利、名三种手段“纯出乎道德”。进一步对利益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认为有大利与小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分，还看到了它们之间有一定的矛盾，“或利于千万世者，不必利于一时；或利于千万人者，不必利于一夫；或利于千万事者，不必利于一二端”(《治篇七》)。在道德行为评价上主张把动机和效果联系起来考察，“有所利而名仁者，非仁也；有所要而称义者，非义也；居功之行，人不功其行；求报之惠，人不报其惠”(《治篇十六》)。肯定正常的个人物质需要，但又要对主张过分的物质欲望进行克制(“无欲”)。重视道德人格的重大影响作用，“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世；主无道德，虽袭法古制，不足以动民”(《学篇二》)。论证了当权者的带动、倡导和多数人的接受是道德风俗形成发展的重要规律，“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此俗之以众成者乎！上好紫则下皆女服，上好剑则士皆曼胡，此俗之以贵移者乎！及其既成，虽贤者处之，不免颠倒于习”(《治篇十四》)。

默觚

清代今文经学著作。清魏源著。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任高邮知州。一生大都靠作幕僚和著述生活。与林则徐、龚自珍等议论相得，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抱改革社会之志。晚年寄居僧舍，潜心佛学。此书分《学篇》十四，《治篇》十六。“默”取之于魏源的字“默深”，“觚”为古代木简。成书于清道光十五至道光十九年(1835—1839)居扬州“洁园”时。
《默觚》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繁琐考证的汉学和“心性迂谈”的理学，“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并把这种无用的学问贬称为“俗学”和“腐儒”之“迂谈”，或讥为“无用之雕虫”和“无益之画饼”。强调不能委这些腐儒以重任，“勿以师儒治郡国，勿以方面之材责师儒”。
《默觚》反对“生而知之”说，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习行取得的，行而后知，不知不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指出：“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诲，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此说包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作者还认为人的聪明才智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说：“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岂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参也。”后天的努力可以改变天资的自然差别。由此出发，批判了那种鼓吹“圣人生知”的天才论。“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因此提倡参同众议，勤学好问，认为众人的智慧高于个人。“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认为“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问于众人则为圣人。《默觚》提出真知要通过“实事”来检验，即“验诸实事”，并批评那只尚空谈而不用实际事物检验的主张是“其效者十不三四”。强调注重调查研究，“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对人才的识别也要经过实际事功的考验，“临大事然后见才之难……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非多难，豪杰不豪杰。九死之病，可以试医；万变之乖，可以试智”。
《默觚》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察觉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都充满着矛盾。认为“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贤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来，是非之场垒也……日相斗战”。注意到事物时时刻刻都有矛盾斗争，并把这种斗争称为“逆”。“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露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五行不顺生，相克乃相成乎！”并认为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强调转化条件的成熟性，“故摘果于未熟，视已熟不可同年而语；拔几齿于已龀，视未龀不可同年而语。诗曰：‘虽有鎡其，不如待时’”。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矛盾转化过程的作用，认为“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化贵富寿……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无所拘者乎？”具有反对“天理论”、“天命论”的意义。
《默觚》注重变。“一生变，变生化，化生无穷”，“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因此在历史观上主张发展和进化的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变化趋势总是后胜于前，今胜于古。“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作者继承了柳宗元《封建论》的历史观，认为“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以为社会越变动，就越于人民方便，“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认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以“便民”、“利民”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由此出发，对宋明理学的泥古不化的复古倒退思想予以驳斥。“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作者指出：“古乃有古，抛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为治，诬古不可语学。”
《默觚》把变化只局限于事物的现象界，认为事物的根本法则却不变化。“其不变者道而已”。还把“仁”视为不随形气生死而超乎形气的本体：“因气以为生死者身也，身之内有心，心之内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气以生死矣。”认为“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赋以此种子之仁，油然勃然不容己于方寸”。因此主张鬼神之说，以为“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并明确反对无鬼论，“无鬼非圣人宗庙祭祀之教，徒使小人为恶无忌惮”。表现出其思想的局限性。
收入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刻本《古微堂集》，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印行的《魏默深文集》和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

默觚

哲学著作。清魏源撰。分上下两卷。上卷14篇，论学； 下卷16篇，论治。有的论者认为系魏源33岁以前所作。(1) 主张由行得知：“‘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 ……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 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 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 (《学篇二》) (2) 主张人定胜天，造化自我： “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祈天永命，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 ( 《学篇八》) (3) 主张对立统一： “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乾尊坤卑，天地定位，万物则而象之，此尊无二上之谊焉。”“虽相反如阴阳、寒暑、昼夜，而春非冬不生，四夷非中国莫统，小人非君子莫为帡幪，相反适以相成也……形虽两而体则一也” (《学篇十一》) (4)反对空谈义理，主张经世致用： “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 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治篇一》) 收入《古微堂内集》和中华书局1976年版《魏源集》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