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有司科敛害民案

此案发生于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正月。陕西布政司、按察司官，府、州、县官王廉·苏良等，害民无厌，恬不为畏。造黄册，科敛于民。朝觐，科敛于民。买求六部宽免勘合限期，科敛于民。征收二税促逼，科敛于民。造上中下三等民册，科敛于民。其赃官赃吏实犯在狱，招出民人官吏，指定姓名，各寄钞银、毡衫、毡条、毡褥、毡袜、头疋等项，各照姓名坐追。其布政司、府、州、县闻此一至，且不与原指寄借姓名处追还，却乃一遍府、州、县民科要，平加十倍。“且如西凉、庄浪等处，河州、临洮、岷州、洮州军人缺粮，著令民人赶运，地将盈雪尺余，深沟陡涧，高山峻岭，庄农方息，劳倦未醒，各备车辆，重载涉险，供给军储。中路车颓牛死者有之，人亡粮被盗取者有之。若牛死车存，人在中途，进退两难，寒风凛冽，将欲堕指裂肤，上畏法度，谨遵差期。虽死不易，苦不胜言。设若到卫交纳，淋尖跌斛，加倍输纳，无敢妄言。”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感叹道：“如此害民，其心略不将陕西百姓于心上踌躇。”“如此艰辛，布政司、府、州、县官，按察司官，果曾轸念于民？”最后，对这些贪官污吏，当然是“法所难容，各科重罪。”朱元璋对科敛害民的官吏采取的这种严厉制裁，对缓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作用。此案被朱元璋收入《御制大诰》中，成为明初通行天下的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