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本抑末

重视的方面

把重点放在某方面：着(着重；～手；～想)　注重　置重
　着重某方面：踦（踦重）　侧重　偏重　偏向　畸重　觭重　置重　趋重
　加强领导，特别着重某方面：抓(～生产)
对事物有所偏重：畸轻畸重　偏重畸轻　偏轻偏重　畸重畸轻　觭轻觭重
重视德行：贵德
　重视道德修养：好脩
重视人才：牵马坠蹬　称贤荐能
　君主或高官重视人才：敬贤下士
　非常重视人才：爱才好士　爱人好士　爱才若渴　怜才若渴
重视农业：重农　重丰　贵本　强本　崇本　敦本
　重视农业，轻视商业：重农抑商　重农轻商　贵农贱商　崇本抑末　重本轻末　重农轻末　重本抑末　敦本息末　抑末敦本　厚本抑末
重视工商业：贵末
重视音乐教育：贵乐
诗文、绘画创作重形式轻内容：离神取貌得貌遗神
辞赋家在写作时非常重视音乐韵律：咀征含商
重视友情：敦友
　重视友情，不使人为难：讲交情
重视恋人或伴侣而轻视朋友感情：重色轻友
重视义气：重义　重气
重视名分：敬分
　重视名誉：崇名　重名
重视生命：尊生
重视根本的，放弃无关紧要的：崇本弃末

重本抑末promoting fundamental and containing accidental

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政策。《汉书·文帝纪》：“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这里说的“本”是指农业；“末”是指商业，但也有把“末”的概念扩大为工商业。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推行重本抑末政策，一方面重视农业，一方面限制商业。限制商业的目的是遏阻商人势力的发展，以缓和商人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为了防止农民的弃农经商，从而稳定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历代王朝实行重本抑末政策时，统治阶级中对重农很少分歧，对抑商则有程度上的差别，甚至有些人反对抑商。

219 重本抑末

亦称重农抑商或强本弱末。中国历史上关于主张重视农业而轻视或限制工、商业的经济思想。“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和手工业。先秦的思想家李悝、商鞅、荀况等，把农业视为衣食之源，是充裕财政收入的源泉，是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主张以农为本。他们认为，“雕文刻镂”一类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为末业。他们重农轻商，但并不否定工商业的社会职能。商鞅认为，商与农、工为国家不可缺少的三种功能，为社会所必需。但他们认为商业不创造财富，如果听任它们过度发展，侵占农业劳动力，势必影响农业的发展。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国家必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各种措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使“末技游食之民”尽量回到农业中去，以保证大多数人致力于农业生产。该思想对巩固封建制度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消极作用日益突出。唐宋以后，特别到了近代，批判和反对抑商的观点渐多。

重本抑末

战国时期商鞅、《管子》作者和荀子等把业农包括家庭纺织业称之为“本”，把奢侈品生产和流通称之为“末”。从韩非以后“末”大体上成为工商业的通称。认为重视前者，必须限制后者，以保证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参见“重农抑商”。

重本抑末

见 “重农抑商”。

重本抑末

韩非子对商鞅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体现了韩非子重视农业，限制消费的思想。他认为，农为衣食之本，工商为经济之末。“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纂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 ( 《诡使篇》)。他认为，本决定末，农决定商，生产决定消费。重本抑末，则本末皆存； 轻本重末，则本末皆亡。他认为，本末是对立的，重本必须抑末，重末必定损本，只有重本抑末，才能既促进生产、又保证消费。“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能为活饿者也； 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 (《五蠹》)。为此他提出，治国之道在于重本抑末，发展生产限制消费，“使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趋本务而外末作” （同上）。
农商与本末连用，变重农抑商为重本轻末是韩非子对先秦法家经济思想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一。这种思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推动农业，富国强兵的作用。而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因而也不利于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重本抑末

战国以后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家对待农业与工商业的基本思想。其内容实质是以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来维护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它是根据“农本工商末”的认识提出的。由于人们常以商来作为工商业的总称，所以重本抑末又称“重农抑商”。李悝的“尽地力”和“禁技巧”是重本抑末的先声。之后，商鞅明确提出“事本禁末”，其《变法令》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史记·商君列传》) 将重本抑末作为经济政策加以实施，在秦国变法中，采取鼓励农业发展和抑制商业发展的农战政策。韩非继商鞅之后力主耕战，并直接将商工之民视为有害于社会发展的“五蠹”之一。嗣后，重本抑末遂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在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社会，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统治阶级攫取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自然条件的好坏，农业人口的增减，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丰荒和社会的安定。从生产领域游离出来的人口大量涌向手工业及流通领域，势必破坏农业和工商业的正常比例，从而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动摇封建统治。商鞅、韩非等主张抑工商的基本方面，是主张对工商业加以限制，使其不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 对于工商业的社会职能，则并不否认。商鞅把商与农、官称为国家三种不可缺少的力量。韩非也说商“能以所有致所无”(《韩非子·难二》)。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主张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抑末作为重农的一项措施，在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古代社会，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巩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有其积极作用。但是，重本抑末又有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使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对立或冲突愈演愈烈；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趋向腐朽，重本抑末观念的消极作用也就愈来愈明显。重本抑末观念给予先秦后历朝以巨大影响。秦始皇时将商贾与罪犯等同看待； 汉高祖则明令商人不得衣绸佩剑，不准乘车骑马，不准做官，不得购买土地等。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宣扬“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片面夸大工商业与农业的矛盾，力主“进本退末”，“抑末利而开仁义” (桓宽： 《盐铁论·本议》)，把重本抑末视为永世不变的教条，为后世正统思想家顽固地坚持这一教条，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到清代雍正时的上谕，仍称“凡士工商贾，均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十七，《雍正五年上谕》)。徐鼒也强调说：“今之筹国用者，在于重农桑而已矣。重农桑必先贵粟帛，贵粟帛必先禁淫侈。”(《务本论· 自叙》)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自汉尤其南宋以后渐多思想家对抑末提出异议。如南宋叶适指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 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 卷十九，《史记》一) 明清之际黄宗羲也认为“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系“世儒不察”所为，提出工商皆本(《明夷待访录·财计三》)。近代包世臣认为农工商三者缺一，则人不能生活，提出“本末皆富”(《庚辰杂著二》)。资产阶级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摈弃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提出“恃商为国本”(《弢园尺牍》)、“以商立国”(《盛世危言》); 康有为、梁启超等更进一步提出“定为工国”、“以工立国”的新观念。

重本抑末

见“重农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