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边集序

宋胡寅撰。见于《酒边集》(有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明吴讷辑《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毛晋辑《宋名家词》本等)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胡寅与《酒边集》作者向子諲（号芗林居士）俱为爱国志士而心息相通。他为《酒边集》作序，自不免强调词应突破《花间》樊篱，抒写其共同的“逸怀豪气”，成为感应着时代潮汐、回荡着时代旋律的文体。从这一宗旨出发，他一方面通过追溯词曲的渊源，指出词理当继承“变风”、“变雅”感时伤世、悯乱念危的传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骚词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另一方面，则高度评价了苏轼革新词风、扩大词境、将词演进到无事不可言、无言不可入的地步的历史功绩：“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北宋时，陈师道《后山诗话》与李清照《词论》曾对苏词的革新加以非难。《后山诗话》既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词论》更将苏词斥为“句读不葺之诗”。而今，胡寅却一反前贤之议，不仅首肯苏词对《花间》遗风的变革，还认为这是发展词的一条健康向上的道路，足以启发和引导人们“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这无疑是因为只有苏词那种骏发踔厉的风格才能与其“逸怀豪气”相契合，也才能适应其抒发抗金救国之志的需要。而以“绮罗香泽之态”和“绸缪婉转之度”为特征的花间词之所以受到卑视和鄙薄，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至于向子諲的《酒边集》，序文的作者则认为是“步趋苏堂而哜其胾者”。仅此一笔，即可见出作者对《酒边集》的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