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美学与唐诗

美国学者叶维廉认为，道家的宇宙观对中国古典诗歌和诗论影响很大，它提供了一种“非创而创”(decreative-creative)的辩证法以及一套“感性表达”(perceptual—expressive)的程式。他说，道家不用“人为的概念和结构形式来表达宇宙现象全部变化生成的过程”，因为用“一切刻意的方法”去归纳、类分和组织宇宙现象，用“某种意念的模式或公式”去说明它们的秩序，用“抽象的系统”去决定它们的秩序的样式，“必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限制、减缩、甚至歪曲”。这种宇宙观反映在文艺创作领域，便形成了道家美学。它主张“以自然现象未受理念歪曲地涌发呈现的方式去接受、感应、呈现自然”，中国文学和艺术也一直以此为最高的美学理想，这即是“求自然得天趣”。中国的山水诗是明显的例证，唐代的山水诗尤其如此。“这些诗不依赖比喻，不依赖象征：山水事物照它们的原貌原状呈现，诗人不用解说干扰，景物直接‘发声’直接演出，诗人仿佛已化作景物本身。”(《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载于台湾期刊《中外文学》第8卷第5期。)
叶维廉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与美学的汇通》)中，列举王维、孟浩然、杜甫、柳宗元、温庭筠等人的诗，具体说明了山水诗如何体现道家美学的要旨。例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云：“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论者说，从翻译和诠释的角度看，我们要问：是“谁”移舟泊烟渚？是诗人自己所说的“我”吗？“既是亦不必是”。若诗中用了“我”，就“提供了一个境或情，任读者移入直接参与感受”。再者，人类的活动必然在时间中发生，诗中对此未予指明，因为“在中国诗人的意识中，要表达的经验是恒常的，是故不应把它狭限于某一特定的时空里”。这样，“可以使我们更迹近浑然不分主客的存在现象本身”。词的多元性也饶有趣味，“天低树”的“低”既可作动词，又可作形容词(“天”“低树”)，“兼具活动与状态两种不可分的情况”。若译得很确定，就“限止了原诗的多面延展性，直接破坏了原诗的美感活动的程序和印象”。这首诗还反映了事象出现的前后次序。如“野旷天低树”句，其如电影镜头，“先是‘野旷’，再退后而将‘天’纳入视野，复移近‘低树’——这个注视的过程正好模拟了我们观物感应的活动，故能使读者（观众）再造、再经验此诗的瞬间的生命。”由上述可知，山水诗人一任无我的“无言独化”的自然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自己溶入这个浑然不分的存在，溶入事象的千变万化之中，并邀请读者直接参与美感经验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