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唐文篇名。韩愈作。宋朱熹云：“此篇言燕赵之士仁义出于其性，乃故反其辞，以深讥其不臣而习乱之意，故其卒章又为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韩文考异》)明茅坤说：“文仅百余字，而感慨古今，若与燕赵豪俊之士，相为叱咤呜咽其间。一涕一笑，其味不穷，昌黎序文当属第一首。”(《唐宋八大家文抄·韩文公文抄》)清陈景云说：“董生不得志于有司，事在贞元中，详见公诗。时仕路壅滞，两河诸侯竞引豪杰为谋主，由是藩镇益强，朝廷旰食，此开成初宰相李石告文宗云尔。董生北游，正幕府需才，王室多事之日。文中立言，尚欲招燕赵之士，则郁郁适兹土者，其亦可以息驾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辞绞而婉矣。”(《韩集点勘》)储欣认为本文意义所归，惟朱熹得之，且序中明明道破。而茅坤“燕赵豪俊之云，何异说梦”(《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方世举据“明天子在上”云云，定本文为作者在唐宪宗时的作品(《昌黎诗文编年笺注》)。吴汝纶说：“《嗟哉董生行》称唐贞元时，此序亦当贞元时作，殆十八年为四门博士时也。”(《唐宋文举要》引)近人童第德据清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定为贞元十九年所作(《韩愈文选》)。吴小如以为方世举之说“近是”，而童第德之说“似未洽’(《读韩愈<送董邵南序>》)孙昌武说作者“揭露了当时割据强藩与朝廷争夺人材的问题，劝说友人为‘明天子’而出仕，对藩镇动乱表示隐忧。这样，他的纪纲观念、忠爱思想，一方面表现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保守意识，另一方面又有反对藩镇逆乱的积极内容”(《唐代古文运动通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说：“元和时，董来长安应进士举，不第，将往游河北，韩愈作此文为赠。文中对董的遭遇，抱有深切同情；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出忠告，劝他不要走入歧途。……当时，藩镇喜招揽人才，增强实力，以对抗朝廷；而失意之士，也多托身幕府，求谋个人的出路”。刘耕路说：“董邵南科举失意，要到河北藩镇去找出路，作者安慰他会遇到知己，但也提示他不要盲目乐观。最后提出古时始见用而终见疑的乐毅和处乱世而隐姓埋名的高渐离，感慨有才能的人遇时用世之难。韩愈写此文时，刚刚当上国子监博士，深有仕途艰难的体会，所以感慨朋友也未尝不是感慨自己。有人说作者是想劝告董邵南不要去为藩镇分裂势力效劳，还有人以为作者是让董邵南去劝藩镇归顺朝廷，我们说，从文中不易看出这种意图。”(《韩愈及其作品》)霍松林认为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反对董邵南游河北，但其内容远不止此。与此相联系，指斥了当时割据河北的藩镇；流露了对“有司”的不满，责备他们“为渊驱鱼”;向最高统治者敲了警钟，所谓“明天子’其实不很“明”，但作者却希望他“明”(《古文鉴赏辞典》)。本文前后照应，结构严谨，而又承转灵活，富于变化，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委婉含蓄，意在言外，篇幅虽短，并无一览无余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