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辞源︱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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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01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编辑了一本名叫《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的书，并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不算太厚，但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作为词典的编写者之一，我当然也很高兴。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一些不足： 一个是词典收词不多，再一个是有些词语的书证偏晚。尤其是书出版后的几年中，随着资料的不断增多，我越发感到这本词典中的许多词语书证大有更新的余地。因此，《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很有修订的必要，甚至是另起炉灶，重新编一本。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几年前，我开始了编写《近现代辞源》这项工作。 　工作中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为词语寻找书证。要寻找书证，首先要有近现代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又要是与西方文化的传入有关的，譬如，传教士的著作、刊物，晚清的出使游记、见闻记以及民国时期的科学书籍等等。应该说，前两类的书，现在研究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成果也出了一些，可利用的资料基本上已经有了。但对于最后一类书，还鲜有人涉及。因此，为了各个时期都能有一些代表性的文献，不至于失去平衡，这几年当中，我特别注意收集民国学术著作、科技刊物、专科词典等。有了这些文献后，我就一本一本地细细阅读，摘出所需要的条目。有的书看一遍还不够，需要看两遍三遍，多的要看五六遍，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遗漏。 　现在，我虽然为9500多个词语配上了书证，但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些书证都是最早的，因为在以后的研究当中，肯定会有人来提前我的书证，甚至我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会发现新的文献、新的书证。因此书证提前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并不因为为这9500多个词语寻找到了书证而沾沾自喜。现在只能说，我已经注意上了这9500多个词语： 它们可能是汉语中的近现代词，而且其中的一大部分是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在《近现代辞源》的编写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这里特别要感谢的是下面几位：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会主席姚德怀先生在这部词典的编写过程中，对我的帮助最大。他不仅对该书作了全面、仔细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更重要的是在这十多年中他和学会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极大支持以及持续不断的资助。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则在资料上给我以最大的帮助，许多珍贵的史料都是由他寄来的，而本词典中的许多词语书证就是来自沈教授提供的资料。美国宾州大学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几年前请别人给我寄来了一本他主编的《汉语大词典词目音序索引》。正是有了这部索引，使我查《汉语大词典》的速度大大提高。为了知道我寻找到的词语书证是否比《汉语大词典》早，我几乎每天必须翻查《汉语大词典》，多的时候一天要查20~30次。而《汉语大词典词目音序索引》因为是按词语读音检索的，减少了翻查环节，提高了查找速度，节省了时间。 　北京外国语大学朱京伟教授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经常来信询问写作进程，并不断地给我鼓励，这是对我精神上的极大支持。今年夏，我去日本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我深深地感到日本学者对我正在编写的这本词典也十分关注，他们希望词典能早日出版。这些都是我编写词典的动力。 　上海辞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至关重要，有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编审应邀担任本词典的特约编审，则是我最大的荣幸。徐文堪先生一直是我尊敬的学者，而且他担任拙著的特约编审也不只是这一次。徐先生对本词典作了全面的审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对以上这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在此我再一次表示感谢！ 　最后，有一件事想跟读者说明一下。这本《近现代辞源》所收的9500多个条目，是从我们的一个词语数据库中选出来的。而这个数据库到现在为止已有57000多个条目，可是由于篇幅上的关系，我们还不可能将数据库中的全部内容拿出来出版，供读者使用。但是，我想将数据库中的所有条目加以适当的整理，出版一部收词在5万条左右的词典，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黄河清 　2007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