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淑、韦福嗣等连坐案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等起兵反隋失败后，其案牵连朝野高级官员多人。司农卿赵元淑与杨玄感一向交厚。杨玄感起事之时，其弟杨玄纵正随炀帝征辽东，得信后，即从军中逃逸，途经临渝关。此时，赵元淑正率军镇守该关。杨玄纵到后，赵元淑令其小妻魏氏出面会见，并设宴款待，“因与通谋”，还接受了杨玄纵的“赂遗”。事后，有人将此事告发。炀帝即将此案付与司法机构进行审理。赵元淑声称两家本互通婚姻，“所得金宝则为财娉，实无他故”。魏氏则根本否认有接受财物事。炀帝亲自临问，二人“卒无异辞”。炀帝大怒，对侍臣说：“此则反状，何劳重问！”于是下令将赵元淑及魏氏俱斩于涿郡，并“籍没其家”。内史舍人韦福嗣，是隋初元勋韦世康之子。杨玄感兵围东都，韦福嗣从卫玄与杨玄感军战于洛阳城北，兵败被俘。杨玄感以其为世家子弟，待之以礼，命其“掌文翰”，下书给东都留守樊子盖，“数帝罪恶”，“辞甚不逊”。然其每为杨玄感“画策，皆持两端”。最后终于背着杨玄感逃还东都。杨玄感败亡后，樊子盖将韦福嗣与李密、杨积善、王仲伯等十余人锁送高阳。途中，李密、王仲伯等“穿墙而逸”，呼其同逃。韦福嗣说：“我无罪，天子不过一面责我耳”。但到高阳后，炀帝仍“衔之不已”，将其写与樊子盖的信出示给他看，于是“收付大理”。其时，宇文述又奏：“凶逆之徒，臣下所当同疾，若不为重法，无以肃将来”。炀帝即交与宇文述自行处置。宇文述将韦福嗣与杨玄感之弟杨积善及其余十几个当刑者，缚于格架上，又将车轮套在他们的颈上，命文武九品以上的官员，皆手持兵器，刀斫箭射，“支体糜烂，犹在车轮中”。宇文述仍嫌不足泄愤，又对杨积善、韦福嗣之尸，“仍加车裂，皆焚而扬之”。又有兵部待郎斛斯政，平素与杨玄感兄弟有深交。杨玄感谋反时，斛斯政曾与之“通谋”，并设计使杨玄感之弟杨玄纵逃亡。事后，炀帝在征辽军中“穷治玄纵党与”。斛斯政恐其事败露，“逐亡奔高丽”。第二年，炀帝复征高丽。高丽为请降，将斛斯政缚送长安。宇文述又奏请说：“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炀帝又许其用去年处死杨积善、韦福嗣之法。于是宇文述将斛斯政缚于金光门外之柱上，令公卿百官一同亲自下手，射箭刀击，并“脔割其肉”，将其肉烹煮后，“使百官噉之”，有的人为表示对王室的忠心，对叛臣的愤恨，“佞者或噉之至饱”。事后，又“收其余骨，焚而扬之”。这实际上就是后世的“凌迟”处死，并焚骨扬灰。隋代死刑仅分绞、斩二等。即使罪至“十恶”，斩之已极。官员从反，既已付法司，即当以法办。赵元淑既已斩决，余人为何不可？炀帝以法外酷刑泄愤，表明隋末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借恐怖手段维持统治，即已离灭亡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