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史学上陈明銶著，张荣芳译，《食货月刊》复刊 （台湾）1982年，第12卷第4、5期第44——58页，约21000字。
一、导言。宋代史学中较为重要，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乃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被认为是一部明白晓畅的学术杰作，迄今依然是广被阅读并具权威性的中国史书之一。在中国史学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建立一套标准与方法，而且也开启了许多后代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上的新天地。二、司马光的动机。司马光至少曾指出三个不同的动机，也就是鉴戒、学术与个人的理由。首先，司马光觉得自史记与汉书撰述一千多年来多数史书组织紊乱，叙事芜杂，造成了难以处理的后果，阻碍了历史学的发展，将以前史家无数的著作加以浓缩并融合成绵延不断的篇章，编成一部通史是必要的。除满足英宗的要求外，还有两项主要的个人动机：一是在历史研究上终生不怠的兴趣；二是冀望名声不朽，获得与“立言”相偕而来的显著地位。或许，最重要的动机就是鉴戒。三、从资治通鉴的内容看司马光的意图。司马光的政治道德理想，通贯全书，直接地在评论里，间接地在叙事里特别强调儒家的一些原则。作为一部提供鉴戒的史书，通鉴提供君主政治上的经验，提供大臣工作的指导，提供一般读者道德上的教训；司马光也藉著通鉴表达他对时局的意见，因此，透过通鉴大可窥知当时的社会及他对重大问题的意见。在通鉴编撰期间，宋廷的党争对司马光的态度产生极深刻的影响，即使在通鉴早期的篇章中，也表示了他对“新党”的鄙视。
资治通鉴的史学下陈明銶著，张荣芳译，《食货月刊》复刊（台湾）1982年，第12卷第6期第19——27页，约14000字。
四、资治通鉴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司马光对通鉴编撰设立几项主要原则，这些原则与通鉴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息息相关。一是关于正统的问题。司马光不理会所谓“正统”或“正闰”说。二是删除煽动性、不义与荒诞不经的事件。三是删掉纯文学的作品。叙事时，对地名与人名，书其本名。尽管这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作品的确实与客观，但是通鉴仍非完全确实与客观，也非全然公正无私。道德评论是造成司马光之非客观性最主要的原因。当时的环境是导致其非客观性的另一关键因素。义理上的偏见是非客观态度的第三个因素。第四个因素是他个人的偏好。但通鉴所陈述之历史资料的精确与真实性，仍是相当可靠而能够接受的。五、资治通鉴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通鉴维持了史学广阔无垠，绵延不绝，超越单一时代或朝代的限制，刺激、促进了后代无数的通史编撰。司马光的历史观受到道德教化之极在限制，排除了历史上经济因素的详细讨论，也只是简略地处理社会、学术与制度史而已。除了创立以《长编》修史的方法外，最重要、最具持久性的创举——通鉴考异。纪事本末体、纲目体，这些新体例，和通鉴及《长编》的原始典范，都被后代的史学家广泛应用。六、结论。不管它的缺点与限制所在，大体上通鉴在中国史学上已获得崇高无比的地位，并赋予后代的中国史学家无比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