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氏诗传》

日本江户时代汉学者太宰春台撰，载《春台先生紫芝园后稿》卷之十(《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八卷，东京ペりかん[塘鹅]社，1986年1月，《春台先生紫芝园稿》，太宰春台著)，现将原文校点如下：“甚矣，仲晦之昧于诗也。夫诗者何也，人情之形于言者也。人无不有情，而情各不同。人君有人君之情，士大夫有士大夫之情，庶民有庶民之情，奴婢臧获有奴婢臧获之情。男有男之情，女有女之情。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情者，实也，无伪之谓也。君子不知人情，不可以蒞民；为政不知人情，必有不行。是故古之君子，患不知人情，而必欲知之。然人情难知。人情之所以难知者，盖以自王公以下，至于家人父子男女之间，为情各殊，必也身处其地，亲为其事，然后有以知其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安居华屋之下，苟以求知小人之情，不亦观乎？又况人主在九重之内，而欲知闾巷人情，难之难矣。今夫诗者，人情之形于言者也，三百篇其尽之矣。天下之情，于何不有？君子诵诗，不出户庭可以知天下之情；知天下之情，然后可以施政蒞民。此诗之所以有用于政事而知人情者，为政之大经也。六经之有诗以此。仲晦乃以天道人事，皆备于此，而无一理之不具，岂不谬哉？郑康成谱诵二南为风之正经，大序云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自邶以下十三国为变风，此固传说也。雅亦有正变。所谓正变者，以诗人所处顺逆为言也。仲晦乃以邪正是非言之，岂不谬哉！如果以邪正是非之辨，则诗者孔子所删，君子教人，以其正而是者足矣，何为存其邪而非者乎？仲晦必以劝惩言之。夫惩恶劝善者，春秋之旨也。春秋者，实录也，故善恶皆书之。惟仲尼因而修之，明褒贬，行赏罚，以劝惩之，所以立王法之大经也。仲晦乃以是说诗，岂不谬哉！”夫诗无定义，以为劝善，则三百篇皆劝善也；以为惩恶，则三百篇皆惩恶也。诗之不可为典要迺尔。古人立言引诗，传记所载可见矣。庄子曰：诗以言成。赵成子曰：诗书，义之府也。言天下之义，尽藏于此也。皆知言也。夫子称子贡、子夏可与言诗，其旨在斯。韩婴之作外传，亦是物己。仲晦乃一切以善恶判之，何其固也！譬之如沧浪歌，仲尼闻之，以为自取之，渔父赋之，以喻其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之意。孔子所闻是，则渔父所赋之也；渔父所赋是，则孔子所闻非也。不识仲晦以为何如？孔子曰：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若持是非之论，而偏乎好恶，则岂温柔敦厚之意哉？夫事必有因由，诗之有序，且言其所由作耳，非有深意也。若执之以说诗，尤非圣人所以垂教之意也。仲晦必以邪正是非断诗，则序说或不通，因疑之以为不足信，亦其固也。史记所称孔子删诗云者，如后世所谓选诗也。诗者，君子所讽诵咏歌也，故不可不美其辞。孔子所删，删其不美者也。仲晦以删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岂不谬哉？夫先王之道在六经，而诗居其一焉。六经者，所以为天下也。六经各有其用，六经阙一，不可以为邦。仲晦说诗乃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岂不谬哉！果如仲晦所言者，必将废他经，是何异乎释氏执一经而曰佛法毕具于此哉？三百篇诗，多不详其作者。有士大夫所为焉，有出于闾里细民之口者焉。要之，其人岂皆君子哉！惟其言也，善恶皆出于情实，故能尽天下理义，后之君子有取焉，岂可概为孝弟忠信礼义之谭哉！仲晦不知诗，以为不道孝弟忠信之言非诗也，岂不谬哉！夫务治心者，释氏之道也，圣人不必。仲晦乃以心语道，及其说诗，亦必以心为言，惑矣哉！夫诗者，人情之发也，岂可以心言哉！非徒不可以心言，亦不可以道言。必以心与道言，仲晦之所以为不达于诗也。不啻仲晦为然，大都宋儒皆然。诗之衰于宋，职此之由，哀哉！此不特诗之厄，迺道之厄也。有志于复古者，可不为痛哭乎？客问曰：然则今人学诗如何？曰：从毛郑及尔雅训故，以求其义，不问作者之贤否，不议言之邪正，但诵其辞，朝夕讽咏，以求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夫可以言，可以达于政事，可以使于四方而能专对，可以不墙面而立者。此古人学诗之方也，孔子之教也。若仲晦者，非徒不知诗，要之乃不知圣人之道者也。余故书此，以求二三子学诗者。仲尼复生，不易吾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