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郛》是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元陶宗仪辑。原本已无可考见，据杨维桢《序》及孙作《小传》所称为一百卷。书名刺取《扬子法言 ·问神》:“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句，意为五经郛众说，众说可为五经辅。是书陶氏辑而未刻，后佚其后30卷，明弘治中上海郁文博补足之，又删其与《百川学海》重复者36种，其后明人黄平倩又加删窜。今本中与《百川学海》重复者具在，又非郁本之旧。明代仅有抄本数种流传，今存的有明钮氏世学楼抄本残存97卷、原傅氏双鉴楼藏明抄本100卷(为三种明抄之合璧，即弘农杨氏抄本、弘治18年抄本、吴宽丛书堂抄本)、明抄残存91卷本、明抄残存61卷本、明滹南书舍抄本残存55卷、明抄残存52卷本、明抄残存45卷本等。刻本有清顺治三年(1646)李际期宛委山堂刻陶珽重校辑本，120弱，前有杨维桢、郁文博、李际期、王应昌等所作序，收书1292种，其中有目无书者76种，收书较多，但揉杂窜乱、错谬重出之处亦复不少，后出之书如《杂事秘辛》亦间列其中，与宗仪原本已相去甚远。近人张宗祥据明抄本6种参互得失、校理成书，民国16年(1927)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100卷。后张氏又据休宁汪季青家抄明抄残本25册，以校此本，写成《校记》十余万字，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影印出版。此本在内容体例上较宛委山堂本尚接近原书，但收书仅725种，不及原书之数。
 陶宗仪(约1360年前后在世),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字九成，号南村，又号泗滨老人，浙江黄岩人。年青时工诗文，邃古学，有志于科名，元末举进士不第，遂绝意仕进，终老于授徒之业。好读书，于书无所不窥，因家境贫寒，常从友人借贷买书或借书抄录，得见许多罕传秘籍，这为《说郛》的编辑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年避乱隐居松江，专意于著书，明洪武初累征不就。宗仪著述宏富，除《说郛》外，尚有《辍耕录》30卷、《书史会要》9卷、《南村诗集》4卷以及《草莽私乘》、《国风遵经》、《古刻丛抄》等10余种。
 《说郛》选辑自汉魏以下迄于宋元“士林罕见”的各类典籍“千余家，凡数万条”。(杨维桢：《说郛序》)所收书以小说笔记为主，也有经、史、诸子以及诗话、文论、赏鉴等，编排上大体以类相从，但未作具体分类。所收之书，大多是删繁就简，节取其要、缩并为一卷，也有原书久佚，从类书中抄合其文，以备一种者，因此后人也有不以它为丛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体例仿于曾慥《类说》,列之于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近人编辑《汇刻书目》始将其列入丛书。从编辑体例上看，《说郛》当属丛书，但与通常的收书首尾完具的丛书又有不同，由此也可以窥见由类书到丛书的演变之迹。
 该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保存了不少今已罕见的古代文献资料，所收书一部分(尤其是一些宋、元人的著作)今已无传本，仅能于该书见其大略，有一些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唐 ·刘存《事始》、前蜀 ·冯鉴《续事始》、宋·顾文荐《负暄杂录》等等。其已有传本的，该书所引也多有异同，如《云谷杂记》较通行的武英殿本多出二十余条，《意林》通行本为五卷，独此书所引为六卷本。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断简残篇，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征焉，固亦考证之渊海。”
 时至近世，随着对历代史料收辑研究的逐步深入，《说郛》一书的史料价值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它的研究论述之作屡有所见。

说郛

丛书。元末明初陶宗仪(?—1396)辑。一百卷。宗仪有《南村诗集》已著录。书仿曾慥《类说》之例，曾所编者则略去之。采辑自汉、魏至宋、元各种笔记小说，也有经、史、诸子及诗话、文论等，凡一千二百九十二种， 自三十二卷刘𫘫《传载》以下，有录无书者七十六种。书名出自《扬子法言·问神》：“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句。每书大多为节刊，较少有全，其中少数作品，世无传本；亦有原本久亡，而从类书之中钞合其文，以备一种者。古书之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编，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征焉，于考证颇有价值。然体例较芜杂，往往一书多出，或别立名目。盖屡经窜乱，早非宗仪原本。后三十卷明时即已散佚，明人郁文博补为一百卷。原本已佚，民国张宗祥据六种明钞本校改删补，希复宗仪原书面貌，成百卷本，有涵芬楼排印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清顺治三年(1646)陶𤥻重校整理的《宛委山堂刊本》，为现在通行的百二十卷本，舛误颇多。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将涵芬楼百卷本，明刻《说郛》一百二十卷本及《说郛续》四十六卷本，三种录集影印，定名为《说郛三种》（精装十册），选国内各种善本校刊，将各种误谬处，一一勘正，合而观之，已多于《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书后有索引，为最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