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樊英应征召

樊英其人，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 《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曾著《易章句》，以图纬教授。隐于壶山之阳，受业四方而至。安帝初，征为博士。顺帝永建二年初征不至，后因礼遇甚厚而应征，为朝廷解释灾异之事。范晔记载其人，归之于《方术传》，评论有云： “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虽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世，故其所以然也。”(均见《后汉书 ·方士传·樊英传》)
司马光评述樊英，基本上根据范晔所写 《樊英传》，但只字未提樊英乃方术之士，大概是由于对方术实在没有兴趣；可是一点也不提，后人就不明白汉顺帝为什么一定要征用之。
樊英并非真正的隐士，他沽名钓誉，待价而沽，顺帝征召之，也非为治民，而是为了问灾异。范晔评述得一清二楚。司马光对方术不感兴趣，是思想进步的表现； 但不点明顺帝征召之意，则是记述之失。
司马光的评论，有取于范晔之论，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论要点是：(1)君子处世，“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身处浊世而隐，应该谅解。(2)王者“举逸民”，目的在于“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故对于有道德有智能之士，应当厚礼征召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3)对于隐而不仕者，不要勉强之，而要自找不足。即使“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人家也不会应召的；可以召来的，“皆贪位畏刑之人”，还有啥了不起。(4)对于真正的 “清修之吉士”，应当 “褒优安养，俾遂其志”。(5)对于 “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的“少正卯之流”人物，即沽名钓誉，待价而沽，名与实不符，想与做不一的小人，召之干什么！此论很有道理，与司马光一贯的用人思想一致；其中有些看法，至今也值得参考。
胡三省提到“樊英名实之说”乃司马光“忠愤感慨”之言(见 《新注资治通鉴序》)。此说可以成立，只是有说得笼统而不具体的缺点。近人张须说：“名实之说，则专为荆公（王安石）发也。”(《通鉴学》)此说只是想当然，实际上站不住。论樊英在《通鉴》卷五十一，大约写定于熙宁二年。司马光虽然在熙宁二、三年间积极反对王安石变法，指责王安石信用“邪说壬人”，但他于熙宁三年春还三次致书王安石，待之以友情，责之以大义，劝其复旧章，并没有视王安石为“少正卯之流”。说名实论专攻王安石，实是不大可信的猜想。根据司马光当时指称吕惠卿为“奸邪”(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请自择台谏札子》)，“𪬑巧非佳士”、“用心不正”(见《司马光年谱》引《言行录》)的情况来看，名实说有可能是影射吕惠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