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

诸子散文名著。东汉王充撰。共三十卷，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全书以“疾虚妄，归实诚”为主旨，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尖锐批判当时谶讳神学及其它陈腐传统思想，提出“元气自然说”，对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又强调文学“劝善惩恶”，反对崇古抑今，模拟因袭，对魏晋以后文学批评产生很大影响。文章明白自然，辞浅理畅，系东汉重要政论散文著作。有《诸子集成》本。今人刘盼遂撰《论衡集解》，较完善。有古籍出版社本。

《论衡》

东汉王充所著。其美学思想有以下几方面：
（一）真、善、美的统一。本着“疾虚妄，求实诚”的观点，王充强调艺术作品的“真”，但由于不懂得艺术真实与科学真实的区别，而把艺术想象与夸张也一概否定了。从儒家思想出发，他又强调文学要“为世用”，而他所理解的“用”，又是狭隘的政治伦理功用。由此，他提出了不少荒唐的观点，例如，对汉赋和绘画的彻底否定。（二）文质关系与文实关系。“质”与“文”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关系；“实”与“文”是创作中情志与传达关系。关于“质”与“文”，他两者并重，但又强调文区分等级的作用，说“官尊而文繁”，又说“人无文则为仆人”。关于“实”与“文”，王充认为“实诚在胸意，文墨著竹帛”，要求“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即认为艺术传达是一个由内而外，内外一致的过程，要求作家的思想感情与传达手段相统一。（三）文艺发展观。王充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不断演进的，今胜于古。基于这种发展观，他强调创作的内容、形式、风格应创新善变，而不要一味模仿古人。
王充关于具体美学问题的论述不少是平庸、肤浅的，但其文艺发展观对后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论衡

论衡

东汉王充著。共30卷，凡85篇，《招致》仅存篇目。有丰富伦理思想。《治期篇》讨论道德与物质生活的关系，提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礼义之行在谷足也”，将道德的起源和变化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具有合理性。《问孔》、《刺孟》、《非韩》等批评儒、法学派的道德观，主张义利结合，既重衣食，又重礼义，既重物质生活，又重精神生活。《率性》、《本性》、《量知》、《谴告》、《齐世》等评述关于人性的不同观点，主张人性有善有恶，通过习染、矫正，人性可以变化。《逢遇》、《命禄》、《气寿》、《幸偶》、《命义》、《吉验》、《偶会》、《骨相》等讨论道德与命运的关系。批判董仲舒关于天人感应、福善祸淫的宗教道德观，指出人的富贵贫贱与操行善恶无关，而是决定于“时”“遇”“幸”“偶”等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都是命中注定的。《定贤》讨论评价人的行为的根据问题，主张观贤者当观其善心，功效不能作为“定贤”的根据，表现出明显的动机论倾向。版本较重要的有《四部丛刊》本、《诸子集成本》、黄晖《论衡校释》(附有《论衡佚文》、《王充年谱》、《论衡版本存供考》)、刘盼遂《论衡集解》及明通津草堂刻本等。

171 论衡

哲学著作，东汉王充作，共31卷，85篇(缺《招致》一篇),20多万字。历30年写成，具有唯物主义观点、无神论倾向和批判的战斗的精神。《自然》、《谈天》、《物势》、《论死》、《实知》、《命义》、《谴告》诸篇，集中阐述了元气自然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提出天地万物和人都来自元气，“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自然》)天是气，自然无为，没有意志，不能主宰。以大量经验材料有力地批判谶纬神学，揭露神学目的论和谴告说的虚妄不实、自相矛盾。提出“疾虚妄”，“重效验”，否定圣人生而知之的认识论思想。在《治期》、《宣汉》、《定贤》等篇，阐述历史是发展进化的，还提出一些进步的政治主张。在《问孔》、《刺孟》、《非韩》、《薄葬》等篇，对孔孟儒学、汉代儒生进行多方面批判，对墨家、法家之得失亦作了评说。在《幸偶》、《命禄》、《骨相》诸篇，试图用元气自然的观点解释社会人事，把人的贫富贵贱、穷通寿夭等等都归结为自然的偶然性，从而陷入神秘主义的宿命论。书中还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某些成果。该书有多种版本，较通行的有《四部丛刊》本、《诸子集成》本、刘盼遂《论衡集解》等。

093 论衡

东汉哲学著作。王充著。全书共30卷，85篇(今佚《招致》1篇)，约20万字。自谓：“论衡者，……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虚实。”(《对作》)对各种奸伪虚妄之说展开了系统地批判。强调要通过“效证”来检验是非。认为在揭露和驳斥谬误时，要善于发现其中的自相矛盾，“首尾相伐”，“不能皆是”(《问孔》)。这种“疾虚妄”的思想对逻辑证明和反驳的理论作出了贡献。是研究王充逻辑思想的基本资料。注释有黄晖《论衡校释》、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大学历史系 《论衡注释》等。

论衡

东汉哲学论著。东汉王充著。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其先世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出身“细门孤族”，祖父辈曾以“贾贩为事”。少年时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因仕进无途，回乡“屏居教授”。中年曾任县及都尉府的椽、功曹，后入州为从事，转治中，皆为小官。晚年罢职家居，从事著述。《论衡》的题名，恰如其自述：“衡者，论之平也。”(《自纪》)“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论衡》的要旨，其坦陈：“《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可见，《论衡》是要对古往今来的学说、思潮加以衡量，评论是非，铨定轻重，批判虚妄之说。《论衡》原书的篇目，学者们看法不一。《论衡·自纪》篇：“世无一卷，吾有百篇。”《后汉书·王充传》：“充好论说……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今本《论衡》共三十卷，全目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目无文，实存文字八十四篇。
《论衡》主张元气自然论。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始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自然》)。指出气是无限的，“天无上”，“地无下”，“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道虚》)。初步接触到世界的无限性问题。肯定天地的运动，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无须假乎外力。“地固将自动，星固将自徙”(《自然》)，对当时盛行的“灾异谴告”，“天降祥瑞”等“天人感应”说和神学迷信进行抨击。“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谴告》)“阴阳之气以人为主”，“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明雩》)。“夫瑞应，犹灾变也”，“灾变无种，瑞应亦无类也。”(《讲端》)指出自然界变异、祥瑞的出现，与社会治乱、政权兴亡无必然联系。宣传无神论，以为“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论死》)，“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道虚》)。提出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不能复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复为鬼明矣”(《论死》)。否定了世俗鬼神迷信、禁忌和祸福报应观念。在形神观和认识论上，认为“人之所以聪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气也”(《论死》)。“阴气生为骨肉，阳气生为精神”(《订鬼》)。骨肉有形，精神无形。形神关系，即形气关系。“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死》)人死血脉竭，形体朽，精气无处依附，便不再有知。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知之。重视感觉经验，提出“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实知》)。强调“效验”，“考察前后，效验自烈。自烈，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语增》)。还注意对感性经验进行思考，加以分析、判断、推理，提出“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按兆察迹，推原事类”，“揆端推类，原始见终”(《知实》)。但又以为有千岁万世不变的知识，以及“问之学之不能晓”的“不可知之事”（同上）。历史观上，赞成“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的观点，看到社会治乱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反对崇古非今，肯定从上世“饮血茹毛”到下世“饮井食粟”；从上世“岩居穴处”到下世“易以宫室”的历史进步。但又认为天地古今不变，人民古今同禀一气，陷入不变论。否定关于圣帝贤君的神化崇拜观念，提出自然主义的社会治乱观。“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认为“昌衰兴废”，“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同上），有机械论和命定论倾向。人性论上，针对“性三品”，提出性、命二元论。“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命义》)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率性》)。认为人性有善恶，但此非世代相传，而由人先天禀气的多少厚薄决定，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同上）
作为一部哲学巨著，《论衡》在许多篇章中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于观察社会现象时便陷入唯心主义泥淖，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等。不过这无碍于《论衡》代表汉代唯物主义、无神论高峰的历史地位。王充生前，《论衡》一书未受重视，几乎湮灭。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入吴始得《论衡》，这部著作才开始受到重视。之后，王朗、虞翻等人先后看到此书，《论衡》才得以在中原流传，并对以后思想界产生极大影响。东晋葛洪因《论衡》中的道家思想，对之评价较高。南北朝的范缜，则从理论上、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直接继承《论衡》的思想。以后张载、王夫之、戴震等人，都在不同时期发扬了《论衡》的唯物主义精神。近代章炳麟赞其曰：“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摘，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鲜有能逮者也。”(《检论·学变》)
较重要的版本有《四部丛刊》本、《诸子集成》本、黄晖《论衡校释》(附有《论衡佚文》、《王充年谱》、《论衡版本存佚考》等)和刘盼遂《论衡集解》等。

《论衡》

王充著。王充(公元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除著《论衡》外，晚年还编有《养性书》16篇，为我国最早的养生学专著之一，惜早亡佚。但《论衡》已足以反映王充的养生学思想。该书有近20篇内容涉及到了生死寿夭、养生延年的问题，其中以“气寿篇”、“论死篇”、“无形篇”、“道虚篇”最具特色。本书所反映的养生论点是：
❶强寿弱夭，禀气使然。王充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皆是气所生，人也不例外。而决定人体生、长、壮、老、死的气，首先是禀受于父母的，因此父母之气，即是其下一代所禀之气。父母之气强，则其子女所禀之气亦强；父母之气弱，子女所禀之气亦弱。另外，王充还发现，由于生物种属的不同，所以禀气也不同，寿命亦各异。如“牛寿马半，马寿半人”即是因为牛、马、人的禀气各不相同，故而寿命有异。
❷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王充根据历史记载，发现被人们称为“太平盛世”的尧舜时期及周朝兴盛之初的“圣人”多长寿。而仓卒之世，谷食匮乏，人民饥饿，为财利而相互残害的情况屡屡发生，故而人易夭折。这是王充认识到的长寿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个思想很有实际意义。
❸少生少育子女多寿。王充认为父母少生少育则气强，其子女所禀之气亦强，不但容易存活，而且寿命长。若父母多生多育则气弱，所生子女不易存活，且多夭折。此外。该书还涉及到现代所论及的优生学问题。如母亲怀孕时忧愁感伤，则会直接影响胎儿。这个思想能产生于东汉时期是十分可贵的。

《论衡》

30卷，85篇。其中《招致篇》已佚。其文避虚妄而求证实，立论深辟，推理明晰。有宋乾道本。《四部丛刊》本。

《论衡》

校点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论衡》

东汉王充撰。共85篇。现缺《招致》一篇，实存84篇。这是作者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讨论了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为中国中世纪思想界开辟了一条新路。作者的文艺观点主要见于书中《艺增》、《超奇》、《自纪》等篇。王充很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认为文学应“劝善惩恶”，“有补于世”，“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哲理、历史散文，他提出要“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话要说得轻重得当，辨别真伪。针对汉代谶纬迷信盛行而形成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浮夸文风，他主张“疾虚妄”，“归实诚”，认为“虚伪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对作篇》)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上，作者主张文质并重，既反对有文无质：“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超奇篇》)也反对有质无文：“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蜦，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书解篇》)做到文质并茂，华实相符，“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文见而实露”(《超奇篇》)。作者反对模拟，力主创造：“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自纪篇》)在作品语言上，他主张言文一致，通俗准确，并提倡明白晓畅的文风：“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自纪篇》)“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同上）。王充对文艺的论述虽不全面，但深刻而有见地，对后代的曹丕，葛洪，刘勰，白居易等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论衡

东汉政论、哲学著作， 王充作，30卷，85篇，今佚《招致》一篇。该书积三十余年而成，旨在“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故名《论衡》。书中疾虚妄而求实证，抨击谶纬迷信，斥责俗儒妄言，是汉代思想史的重要资料。该书内容大量涉及两汉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可供研究汉代长安引证参考。

《论衡》

书名。东汉王充著。充， 字仲任， 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 杰出的思想家， 倾毕生精力， 写成此书。他在书中阐述了“气”是万物本原的学说， 朴素地、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深入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 “天人感应”说和谶讳迷信。所应用的科学知识， 涉及到天文、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 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因而成为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杰作。

论衡

东汉王充著。撰写历时三十多年。共30卷85篇。在心理学方面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形存神存，形朽神亡”的形神观；在心物观方面提出“如无闻见，则无所状”的反映论；在感知心理思想方面，论述了感知的规律和太阳错觉；在情感心理思想论及情感的两极性和感染性，主张礼情相应；在知识的获得方面既反对先知说，也反对生知说，并提出智能相对独立的主张；在性习心理方面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该书代表汉代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最高水平，对其后的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