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事增实

语出东汉王充《论衡·艺增》：“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这是王充对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形势主义文风的批判。王充生活的时代，“文”的概念还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学术著作，也包括文学。当时谶纬迷信盛行，学术著作多“奇怪之语”、“虚妄之文”，文学也尚华丽巧似。王充站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上，“疾虚妄，务实诚”，反对虚言华辞、言过其实的文风。王充反对“言事增实”的文风，既接触到文学创作上夸张虚构的问题，又涉及到文学创作中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的理论问题。王充所谓的“增”即增饰、夸张。《论衡》中有三篇《语增》、《儒增》、《艺增》是讨论增饰的。在前两篇文章里，他本着“天下事不可增损”的思想，对“传语”和“儒书”中的夸张进行了分析批判，而对《艺增》中的经书里的夸张却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夸张的语言对于喻事、颂美、刺恶都有积极的作用。这说明王充认识到了夸张虚构的手法在文学创作中也是必要的。但总的来说，王充的认识还是有局限的，尤其是他把上古神话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鲁阳挥戈返日等斥为虚妄之词，而其推崇的也只是圣人的“经书之增”。这说明他并没有把握文学创作的真正规律，而且带着儒家的浓厚偏见思想，去批评文学创作，以生活真实代替艺术真实，没有真正理解艺术创作中夸张虚构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王充关于夸饰虚构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是一分为二的。晋左思反对文学创作的夸张虚构，批评汉赋“于辞则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他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他自己创作《三都赋》时则“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术，则验之方志。”左思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深受王充的影响。刘勰论述文学的“夸饰”方法时提出“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原则，这显然是对王充的“增”不能“失其本”、“离其实”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可见，王充的“言事增实”的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有一定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