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148—209

东汉末政论家、史学家。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少家贫，好学，借读他人之书。十二岁，能解说《春秋》。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为献帝侍读，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著《申鉴》五篇，抨击谶纬符瑞，反对土地兼并，表现了他的政治思想主张。献帝常以班固著《汉书》繁重难读，乃命悦依《左传》体裁，采编年体，撰《汉纪》三十篇，时人评为“辞约事详，论辨多美”。

荀悦公元148～公元209

东汉末期史学家。字仲豫，颖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荀子13世孙。汉献帝时任黄门侍郎，后迁为秘书监、侍中。著有《申鉴》5卷，另著《汉纪》30篇已散佚。荀悦认为法令和教化都是治国治民的基本手段，主张教化和刑罚都要先简后繁，以使人民容易接受。根据儒家性三品说，将人分为君子、中人、小人。认为君子不会触犯刑律，只需行教化即可；小人进行教化不起作用，必须用刑罚才能制止犯罪；对中人，要礼刑兼用，引导他们走向君子的行列。对血亲复仇有独特看法，认为复仇是出于义，虽不能纵容，但不可绝对禁止，如依法躲避，则不可复仇； 如不躲避，则可复仇。

荀悦148—209

东汉末政论家、史学家。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卿十三世孙，父早卒。家贫无书，借人书读，过目多能成诵。性情沉静，喜述作。汉灵帝时，宦官专权，托病隐居。后应曹操征召，于汉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等职，所著《申鉴》五篇，申说历史教训，供君主借鉴。以儒家思想论述修身治国之道，主张刑德并用、法教并施。“凡政之大经，法教而矣。教者，阳之化也；法者，阴之符也。”认为“民不畏死，不可惧以罪，民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法、教须“先丰民财以定其志”，使能“养生”。 (《政体》)认为性有善有恶，“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三品再各分为三，共有九品，其中“从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数九分之一也”，故“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杂言下》)。提出人应以“中、和、正、公、诚、道”为修身行事的“六则” (见《政体》)，还要以贞、达、志立德，“贞以为质，达以行之，志以成之”(《杂言下》)。依汉献帝之意，将《汉书》用编年体改写，作《汉纪》30篇。另著《崇德》、《正论》等数十篇。

荀悦148——209

字仲豫。东汉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幼时聪慧好学，因家贫无书，每到人家，遇书即读，过目成诵，尤善诵《春秋》。汉灵帝时，因宦官专权，托疾隐居。后应曹操征召，历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汉献帝好文学，亦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懂，命荀悦依《左传》体制，成《汉纪》三十篇，为史传体散文，其文“辞约事详，论辩多美”。宋代王铚誉曰：“其词纵横放肆，反复辩达，明白条畅，既启告当代，而垂训无穷”。(《两汉纪后序》)荀悦另著《申鉴》5篇，为政论体散文，是西汉以来政论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明代何孟春称其文“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

荀悦148～209

东汉末史学家。字仲豫。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他奉汉献帝之命，仿照 《左传》 体例改编 《汉书》 ，从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便编写成一部30卷的 《汉纪》 。此书虽是奉命编写，也反映了荀悦的政治思想。他在书中记述 “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 ，“志在献替” ，希望汉献帝通过览史振作起来，改变 “政移曹氏” 的局面。可见 《汉纪》 实为启发汉献帝的历史教科书。
荀悦把班固 《汉书》里传、志、表的资料按时间先后加以剪裁，编排到各个帝纪之内。《汉纪》 全书仅181万字，只有 《汉书》 1/4篇幅，而西汉一朝的主要人物、重大事件及典章制度等，都有条不紊地记载下来。故 《汉纪》 享有“辞约事详” 之誉。
荀悦改编 《汉书》把纪传体中 一些成功的叙事方法加以创造性运用，使 《汉纪》 有别于以前的编年史。它在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有时补叙前因，有时备述后果，或兼述同类的人和事。从此，编年体也可同纪传体一样自由广泛地记载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如记述人物事迹时，就采用纪传体的“人经事纬” 的记叙方法，以人物为本位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体史书记人不完整的缺点，而且为编年史写人物找到了一条新途径。由于 《汉纪》在中国古代编年史发展过程中起过发凡起例的作用，它同 《汉书》一样被视为中国古代断代编年史和纪传史的最早代表作。“班、荀二体” 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荀悦公元148年～209年

东汉末史学家。字仲豫，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人。少时好学。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被曹操征召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侍中等职。奉献帝诏，用编年体改写《汉书》，成《汉纪》一书，辞约事详，为时人所称。又著《申鉴》五卷。在《申鉴·时事》中，针对五铢钱被董卓销熔，大量铸造质量低劣的小钱，造成货币流通的极大混乱，荀悦提出恢复行使五铢钱的主张。当时有人认为京畿五铢钱少，如恢复行使五铢钱，会被人“以无用之钱市吾有用之物，是匮近而丰远。”荀悦辩驳曰：“官之所急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钱取之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周而通之，海内一家，何患焉？”对于废钱之主张，他批评说：“钱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以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

荀悦148—209

东汉末政论家。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汉献帝时，宦官擅权，一度托疾隐居。后应曹操征召，于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曾向献帝提出“屏四患”(伪、私、放、奢)和“崇五政”(兴农桑、审好恶、宣文教、立武备、明赏罚)的为政之方。撰有《汉纪》三十篇，《申鉴》五篇，抨击谶纬符瑞， 反对“富人名田逾限”，主张“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 “耕而勿有”（田可耕而不占为私有），除兼并之害。

荀悦148—209

字仲豫，东汉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 人。少好学，善解说《春秋》。汉献帝建安元年 (196年) 应曹操征召入府，历任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等职。汉献帝以 《汉书》繁重难读，命其以编年体改写，乃依《左传》体裁，撰成 《汉纪》 30篇。另著 《申鉴》 5篇，对汉末土地问题及货币问题提出看法。指出西汉国家轻税而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非常残酷。“今汉民或百一之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福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汉纪》 卷八)认为井田制虽为良好的土地制度，但不宜于汉末人口众多而又大量存在豪强地主之时采用，提出只许使用土地不许私有土地的方案：“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文献通考》卷一) 并对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土地提出批评，说：“诸侯不专封，富人名田逾限，富过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专地，人卖买由己，是专地也。”(《申鉴·时事》) 又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认为“彼以其钱取之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周而通之，海内一家，何患焉” （同上），反对废钱主张，主为“钱实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以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 （同上） 主张将遭董卓废弃的五铢钱恢复流通，就人们对恢复五铢钱能否实现的担心，提出一种货币的建立或废除，是人们的意志所不能左右的，如恢复五铢钱确有困难，只好随客观情况再作改变，而不必顾虑重重。反对奢侈，认为“奢败志”，与“伪、私、放”同为国之四患(《申鉴·政体》)。又反对专利，认为“人之于利，见而好之”，如不加以限制，“则情独行为恶矣” （同上）。不赞成官俸太薄，认为公禄贬则私利生。对于人口问题，也不赞成人多而希望人少，赞同韩非“民寡则用易足”的观点。

荀悦148～209Xun Yue

publicist and historian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orks: Annals of the Han,etc.

荀悦148—209

东汉思想家、史学家。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少好学，喜读《春秋》。灵帝时，宦权擅权，托疾隐居。后任黄门侍郎。献帝好文学，乃与孔融等侍讲禁中。历任秘书监、侍中等职。以“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著述宗旨，时人赞其“词约事详，论辨多美”。反对“日时禁忌”及谶纬迷信，强调吉凶由人，卜筮无益。提出“气”构成人的形体和精神；人的形体和精神构成人性。发挥“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之说，认为性善、性恶者少，待法、教造就者多。提倡以仁义为法教之本。反对诸侯专封，大夫专地，富人兼并。主张去除伪、私、放、奢四害，实施兴农桑、审好恶、宣文教、立武备、明赏罚五政。建议重视史官，令其及时记善恶成败，用以表功规过，以鉴来者。建安三年(198)奉献帝命，依《左传》编年体删改《汉书》，五年，撰成《汉纪》，共三十篇，流传至今。著《中鉴》，今存。另著有《崇德》、《正论》等文数十篇，已佚。

荀悦147—209

东汉大臣。字仲豫，颍川颍阴 （今河南许昌）人。性沈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累为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建安十四年(209)卒，时年六十二。

荀悦148—209

东汉末政论家、史学家。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少好学，年十二岁能解说《春秋》。灵帝时，因宦官专权，隐居不仕，专事著述。后应曹操征召，于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献帝时，侍讲禁中，以《汉书》繁重难读，命他用编年体改写，乃依《左传》体裁，撰成《汉纪》三十篇，当时人称其“辞约事详”。另著有《申鉴》五篇，抨击谶纬符瑞和黄白之术，反对土地兼并。

荀悦148—209

东汉史学家、政论家。字仲豫。颍川颍阴（河南许昌）人。荀彧堂兄。家贫，少好学，博闻强记，善《春秋》。疾宦官专权，终灵帝之世，隐居不仕。曹操掌权，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待中。献帝以《汉书》繁重难懂，命他仿照《左传》体裁，撰成《汉纪》三十篇。时人称其著“辞约事详”。另著《申鉴》五篇。提出为政应清除乱俗、坏法、越轨、败制四患，倡导农桑、审察好恶、宣扬文教、创立武备、明于赏罚五政。抨击谶纬神学，反对土地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