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

编年体宋、辽、金、元史。原名《宋元编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毕沅(1730—1797)，字蘅、秋帆，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十八年(1753)中顺天乡试。授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二十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历迁侍读、左庶子。三十一年后被调任外官，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在陕甘地区为官近二十年。后调河南巡抚，官至兵部尚书、湖广总督。治学范围甚广，由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虽官至极品，书不离手。一生著述颇丰，有《关中胜迹图记》、《西安府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灵岩山人文集》、《诗集》等。校注的古籍有《山海经校注》、《晋书地理志校注》、《新校正长安志》等。又善网罗士人，延请学者助其著作，撰有《传经表》、《湖北通志》、《史籍考》等。
《续资治通鉴》虽署毕沅之名，实出众人之手。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与《资治通鉴》相衔接，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记载了宋、辽、金、元四朝四百十一年的历史。在此之前，续补《通鉴》者已有多家。明代陈𣐕撰《通鉴续编》，义例全袭《通鉴纲目》，取材疏舛。王宗沐和薛应旂各撰有《宋元资治通鉴》，王书内容比较简略，薛书虽稍详但多舛讹，且着重表彰理学。二书取材皆依据明代官修的《续通鉴纲目》，故成就不高。清初徐乾学以上述三书荒陋，邀请著名学者万斯同、阎若璩，胡渭诸人，撰《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搜辑审勘，用力颇深，远过陈、王、薛三家之书。但因当时四库馆未开，《永乐大典》藏在秘阁，许多重要资料不得利用，如李焘的《长编》仅见一百七十五卷残本，熊克的《中兴小纪》、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著作都未得见，不能不影响到该书质量。特别是宋嘉定后、元至顺前史事，因史料缺乏，尤为简略。由于徐书仍有这些缺陷，所以后来毕沅以其未臻完善，便搜罗了一批名家学者，置于幕府，重加修订。书之体例、内容、方法等，与邵晋涵、章学诚、钱大昕等反复商讨。最后由邵氏通贯全书，修改定稿，又经钱氏诸人复审校阅。编纂过程历时二十年，凡四易其稿，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完成。
此书是在徐乾学《通鉴后编》的基础上撰成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搜罗资料较为丰富。它比徐书约晚出一百年，这时清朝四库馆已开，一些前人未见的遗文秘册都陆续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故其书除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主外，宋代史事还参考了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李焘《长编》和李心传的《系年要录》，兼采《中兴小纪》、《宋季三朝政要》诸书；辽、金史另据叶隆礼《契丹国志》等有关的其他记载，补其缺漏；元事则多引诸家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所参考的著作，从《考异》来看，征引正史、别史、杂史、类书、笔记、文集、碑刻等达三百余种。第二，于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以前诸书，基本上都详于宋事而略于辽、金、元，此书则一矫此弊，不仅宋事在所宜详，而且还特别指出：“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章学诚《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比之徐书，它于辽、金史事和宋末史事增补最多，在宋、辽对外关系中，还在不少地方使用了朝鲜方面的文献，如《高丽史》、《东国通鉴》等，从而将宋、辽、金、元史融为一体，较完整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史实。第三，撰《考异》附于正文之下。对于所用史料，此书均有所本，又仿司马光《通鉴考异》的成例，对记载互异、说法不一的史事，更作考异，以说明取舍的原因和史料出处，并依胡三省的做法，将考异文字分注各条正文之下，以便检阅。第四，仅叙史事而去作者评论。《通鉴》于重要史事，多以“臣光曰”的形式，或引述他人之说加以评论，徐书也采各家议论或标“乾学曰”以评史事，此书与《通鉴》、《通鉴后编》的不同之处，是不系以“臣某曰”的论断。其理由是：“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漫为议论，则反为迂僻所累，“斯为赘也”(章学诚《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因而书中不著评论。此书的主要缺点，一是直录旧史原文入史，缺乏熔铸剪裁，这与司马光融会众家，冶于一炉，自不可相比。二是体例书法多有欠妥处。如于辽、金、元人名、地名，采用乾隆时改译名，如忽必烈改译呼必赉，阿里不哥改译额埒布格等，虽在下附注旧名，但时有始见不注而注于后见，时而全注，时而忘漏，且常将译名错记，以致事实谬误。另外，考异也不够精详，文字错漏衍讹不少。此书止于元代而不及明，因为当时文网甚密，明清之际史事易触忌讳，故缺而不书。虽有上述缺点，但从总体上说，其成就超出诸家宋元编年，可谓“后来居上”。清末张之洞曾称：“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书目答问》卷二)后人也把它作为可续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唯一著作，并将两者合刻，称为《正续资治通鉴》。
初刻于嘉庆二年(1797)，仅成一百零三卷，因毕沅卒后家遭籍没而中止。三年后始由冯集梧将其余一百十七卷补刻完全。除原刻本外，以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刻本为较佳。1957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改正了纂修刊刻中的大小缺误近二千四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