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考原

音乐论著。清凌廷堪撰。六卷。撰者字次仲，安徽歙县人，擅长南北曲。此书成于嘉庆九年。首卷根据古代音乐文献和当时俗乐宫调，探索唐宋以来燕乐二十八调的源流演变，提出四宫七调之说。卷二至卷五分别详述四宫七调。卷六是后论及附录。该书对研究燕乐宫调体系有较大参考价值。现存有《粤雅堂丛书》本。

燕乐考原

清凌廷堪著。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六卷，刊行于嘉庆十六年(1811)。卷一为“总论”，卷二至卷五分别为“宫声七调”、“商声七调”、“角声七调”、“羽声七调”考源，卷六为“后论”、“表”。以论述琵琶调为主，并结合当时俗乐宫调，考证唐宋以来燕乐二十八调的演变。引证繁富，时有辨误。后附有《与阮伯元侍郎书》一文，谈及撰述此书经过及有关情况。有《安徽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198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收入《燕乐三书》。

《燕乐考原》

词乐专著。清凌廷堪撰。清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凡6卷。第一卷总论，提出“燕乐二十八调之原出于龟兹、苏祇婆琵琶乐调”的中心论点；第二至五卷，分别考证宫、商、角、羽四旦各七调在琵琶弦上的位；第六卷“后论”，是根据前四卷的考证总结论断各项问题。末附四声二十八调表，次序井然。该书特点全在于考证的方法，把理论上的各调各音寻迹出它们在琵琶弦上的位置，从而证实声调的理论和文字的记载，确为一大发明创造。然其所证以器数的琵琶，仍是一种理论的设计。此书之后，燕乐成为专学，名家继出。

燕乐考原

音乐论著。六卷。清凌廷堪撰。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又字仲子。安徽歙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官宁国府教授。贯通群经，专精音韵。擅南北曲，曾于扬州词曲馆从事校雠。有《校礼堂文集》、《诗集》、《元遗山年谱》、《梅边吹笛谱》等。
《燕乐考原》约成于嘉庆九年(1804)，刊于嘉庆十六年(1811)。首卷为“总论”，根据历史上的音乐文献及明清俗乐宫调资料，探索了燕乐二十八调的源流。卷二至卷五，分别论述燕乐宫、商、角、羽四宫各七种调式。卷六为“后论”，分论“燕乐二十八调”、“字谱即五声二变”、“述琴”、“述笛”、“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徵调”、“燕乐以夹钟为律本”、“明人九宫十三调”、“南北曲”、“声不可配律”等专题，并附《燕乐表》、《与阮伯元侍郎书》。
此书大旨，是提出了燕乐以琵琶定调，和燕乐为四宫七调之说。凌氏引《隋书·音乐志》及《辽史·乐志》的有关记载，考证出：“燕乐之原，据《隋书·音乐志》，出于龟兹琵琶，唯宫、商、角、羽四均，无徵声。一均分为七调。四均，故二十八调也。其器以琵琶为主，而众音从之。《辽史·乐志》曰‘四旦（按即均）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从浊至清’是也……琵琶四弦，故燕乐四均矣。”（卷六）这二十八调实统摄了一切适用的音调，唐宋以来所有的乐曲都包括在这二十八调之内。所谓词调也从这二十八调中制造出来。在实际上，燕乐二十八调中，宋时只行其中的七宫十二调，这点南宋张炎《词源》早已指出，但语焉不详，凌氏对此作了解释：“张氏所谓七宫，皆在琵琶第一均；所谓十二调，则在琵琶第二均与第四均也。第三均不用，以其与第二均同也；第四均亦不常用，以其即第一均之半声也。”（卷一）取宋人词集所用宫调验证，确与张炎与凌氏之说相合。
《燕乐考原》对研究隋唐燕乐宫调体系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学者以为此书“揭发了千古的疑窦”，“从此以后，研究燕乐才有头绪可寻了”(刘尧民《词与音乐》)。但也有学者指出，凌氏不知燕乐有唐宋的不同，不知南宋已改用管色如觱篥、箫来定调，所论有点绝对化(参见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凌廷堪燕乐考原跋》)。
有《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燕乐考原

六卷。清凌廷堪撰。廷堪字次仲，又字仲子，安徽歙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80)进士，例选知县，改宁国府教授。此书前有总论，后有后论，凡六卷，于二十八调各有辨析，并作燕乐表。淩氏据《隋书·音乐志》，谓燕乐源于西域龟兹、苏祇婆的琵琶四弦，即宫商角羽四均，一弦七调，凡二十八调。又从《辽史·乐志》不用黍律，得悟燕乐之宫调，本以字谱为主。燕乐之宫调即俗乐之七调，古雅乐用五声二变而成音。凌氏未考二十八调所用之声，误用宋人字谱。学者如陈澧等于此已多有驳正。今存《粤雅堂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