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女殉夫

人在世上，不仅生是一个大问题，死也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谁也回避不了这两个大问题。如果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那么它就是生命活动本身。但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并不是直接同一的，人把自己与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使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所以人并不是生命活动本身。王玉辉的三女儿死前，她的生不直接是她生命活动本身，而是她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同理，她的死也不直接是她生命活动本身，而是她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而，她的生和死，并不是生命活动的自然选择，而是她意志和意识的社会选择。
对于王三姑娘寻死，亲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公婆听到儿媳妇要殉夫的话后，惊得泪如雨下，说道： “我儿，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公婆是从人与生命活动的同一性来考虑问题的，看到了生命活动是人的生物载体的意义，力劝儿媳调整自己的意志和意识，使自己的意志和意识与生命活动直接同一，从而保留她的意志和意识以及生命活动本身。王玉辉妻子也是这种态度，“老孺人听见，痛哭流涕，连忙叫了轿子。去劝女儿，在亲人中只有王玉辉是同意女儿殉夫的。他劝亲家说： “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 ‘心去意难留’ 。”王玉辉是从人与生命活动的非同一性来考虑问题的，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他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王玉辉同意女儿调整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实现她以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充分把握自己生命活动的愿望。
王三姑娘否定自己的生命活动，其消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她歪曲了人的意志和意识同生命活动的关系，把人的意志和意识不能同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理解为二者根本不能同一，从而导致了没有能力用生而用死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悲剧。但从理解王三姑娘的角度而言，王玉辉较之其他亲人更能理解她的整个精神活动过程。仅仅是用“自古蝼蚁尚且偷生”来说服她，不可能有多大的精神力量。王玉辉把女儿的选择肯定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显然更能满足和慰藉那令人痛心的灵魂。
王三姑娘死后，社会的反应强烈。“余大先生知道，大惊，不胜惨然，即备了香楮三牲，到灵前去拜奠。拜奠过，回衙门，立刻传书办备文书请旌烈妇。”过了两个月，上司批准下来，制主入祠，门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余大先生邀请知县，摆齐了执事，送烈女入祠。阖县绅衿，都穿着公服，步行了送。当日入祠安了位，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阖县乡绅祭，通学朋友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如此众多的人一下全知道王三姑娘有其坚定的贞烈节操，这是王三姑娘只能用死而无法用生所赢得的客观效果。明明是活埋了一个青春女子，社会却评价为“为伦纪生色”。封建礼教张开那名正言顺的血口，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封建礼教自然是罪恶滔天的，历史对此已有判决。但在当时若被封建礼教如此肯定，却是一件神圣、体面的事情。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按照社会公认的神圣规范来把握自己的生命活动，王三姑娘也不例外。正是她想到会有“如此隆重”的一天，她才有精神力量选择了死，王玉辉也才有精神力量同意女儿去死。封建礼教明明是在吃人，但却成为王玉辉及其女儿寻求一丝安慰、维持心态平衡的可怜支柱，这是令人多么震惊的悲剧。王三姑娘的死使大家又有机会在明伦堂摆席喝酒。但与其说他们喝的是美酒佳酿，不如说他们正在喝王三姑娘的涓涓鲜血。小说这富于象征性的场面分明是在揭露封建礼教鲜血淋漓的吃人本相。作为死者父亲的王玉辉也被邀加入这人肉筵席，但 “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封建礼教那一贴虚伪的膏药怎么能止住因骨肉惨死而痛苦淌血的伤口呢？它虽然能够极大地阻抑人性的复苏，却无法彻底地泯灭人性。王玉辉的痛苦还进一步表明封建礼教的无比野蛮和残酷： 就连它自己的忠实信奉者也难以接受。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回想一下王三姑娘临死前的哭泣： “父亲在上，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 ”这撕肝裂胆的倾诉，使我们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封建礼教的否定上，滋生封建礼教这一怪物最终的社会原因生产力低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愚昧、贫穷、落后，造成了生命活动与人的意志和意识绝对分裂的状态。这使那些重视精神价值的封建知识分子只好从功名上寻找出路。这种可悲的选择也波及到亲人，王三姑娘就因此被送上了封建礼教的绞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