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辞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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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继1997年7月1日普天同庆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衷心期盼祖国统一、 昌盛的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 华人， 又将以炽热的情怀， 欢庆澳门重返祖国的怀抱。 　已经崛起的中华民族将以新的团结振兴的前进步伐， 告别行将结束的20世纪。 　值此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到来之际， 我们集广东高等院校研究澳门问题的专家、 学者之力， 编纂成这部《澳门大辞典》， 呈献给各界读者。 希望它能够帮助读者回顾澳门的历史、 了解澳门的现状、 展望澳门的未来。 一 　澳门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它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南端、珠江口伶仃洋的西侧， 与香港隔洋相望。 远古时期， 澳门半岛曾经是海上的一个小岛， 后来由于西江河沙不断淤积， 才与大陆连接而成为陆连岛。 现在， 澳门半岛的北侧与广东珠海市拱北区接壤， 南侧有澳氹大桥和友谊大桥与氹仔岛连接； 氹仔岛的南面则有海堤公路连接路环岛。澳门的面积随着地形变异与人们的填海造地而扩展。 1910年澳门半岛、 氹仔岛和路环岛的陆地总面积只有10.94平方公里， 1998年澳门地区的总面积已有23.5平方公里， 几乎增加一倍。 澳门居民的人数则随着祖国内地人口的迁徙和经济贸易的发展而持续增长。 1910年澳门人口总数为7.5万多人， 1998年增加到45.4607万多人， 几乎增长5倍。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当代考古发现表明， 距今3000～6000年前的澳门海岛文化， 与珠江三角洲、 尤其是珠海、 中山等邻近地域的史前文化同属于一个区域文化系统。 历史文献则揭示， 公元前214年秦王朝统一岭南之后， 澳门及邻近地区就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 隶属南海郡番禺县。 到晋代， 澳门属东官郡。 隋代， 属南海县。 唐代， 属东莞县。 1152年， 南宋王朝划出东莞、 南海、 番禺、 新会四县的滨海地带， 建置香山县， 澳门改属香山县延福里恭字围， 由是直至清代。 　15世纪末、 16世纪初， 葡萄牙人乘着激荡于欧洲的 “航海大发现” 的热潮， 开辟出横跨欧亚的新航路， 进行海上扩张与商业贸易。 澳门成为乘坐木帆船抵达中国的葡萄牙人较早选择的立足点之一。 1553年 (明嘉靖三十二年) 下半年， 葡萄牙人通过贿赂明朝地方官员， 得以进入澳门半岛短暂居留， 开展贸易。 此后400多年间，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进入、赁居和强占三个阶段。从1553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而暂居澳门起，开始了葡萄牙人陆续进入澳门的阶段。1571年汪柏调离广东之后，入居澳门的葡萄牙人转而将先前每年缴纳的500两贿银，改为向明朝政府交纳地租，从此开始赁居澳门的阶段。此后到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新上任的澳门总督亚玛勒乘英国等西方列强图谋扩大对华侵略之机，扩张地界，向澳门中国居民征收租税，驱逐在澳门行使中国关税主权的清朝官员，逐渐占领澳门半岛，拒绝按惯例向清朝政府缴纳地租，从此开始葡萄牙人强占澳门的阶段。1851年，葡萄牙人强占氹仔岛；1864年，又占领路环岛。于是，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在内的整个澳门地区均被萄萄牙人强行占领，澳葡当局还不时对外进行扩张。 　对于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与对外扩张的行径，近代历届中国政府曾经多次进行抵制和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港澳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并逐渐形成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最终解决台港澳问题的基本方针。1979年2月8日，中国和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并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此前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葡两国将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这一问题。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联合声明批准书，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公布基本法，命令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于是，澳门进入回归祖国的后过渡期。 二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逐步占领澳门、开展海上贸易之后，澳门的经济地位随之经历盛衰更替的几度变迁。在此之前，澳门是香山县海边一个普通的渔村小港。在此之后，葡萄牙人在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期间，建立起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日本长崎、澳门—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等三条远洋贸易航线，编织成以澳门为中转枢纽港、以里斯本为财富归宿地的国际大三角贸易网络，澳门因此成为名扬四海的古代国际贸易中转港。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向亚洲、欧洲和美洲输出的中国商品，主要是生丝、丝织品以及各种土特产品和矿产制品；经由澳门运入中国内地的物品主要是胡椒、檀香、象牙、白银等。澳门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使外国来华商人获得巨大的利润，也使中国官商各界广泛受益。相当部分的外国白银因采购中国商品而流入中国，在广东、福建等地区作为流通货币来使用，促进当地的传统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和转型。 　然而，随着中日两国分别厉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以及葡萄牙受到荷兰、西班牙的挑战而失去海上贸易的霸主地位，从17世纪40年代起，以澳门为主要中转枢纽港的葡萄牙国际贸易航线趋于瓦解和衰败。18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澳门在古代中外贸易交往中的作用有新的调整与定位，转而成为当时中国惟一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港和外国来华商人及其眷属的临时居留地。 　19世纪40年代初爆发的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 掀开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序幕。继1841年1月英军占领香港、 随即宣布香港为 “自由港” 之后， 1845年11月， 葡萄牙女王也无视中国长期在澳门拥有的主权， 擅自宣布澳门为 “自由港”。 澳葡当局从此推行自由港政策， 促使澳门在其长期依存的体现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 “广州贸易体制” 瓦解之后， 迅速在新形成的东西方国际贸易网络中找到适宜自身发展的空间。 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半个世纪里， 澳门发展为综揽粤西南经济圈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中心与首要中转港， 从而达到其近代贸易地位演进的辉煌顶点。 其间， 在19世纪50年代中叶至70年代中叶， 澳门曾取代香港而成为华南苦力贸易的中心。 据1891年拱北海关税务司报告，在1850～1875年的25年间， “澳门大约贩运50万华人出洋， 获得巨大的暴利”。 此外， 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 经由澳门进口和转口的鸦片贸易也一直常盛不衰。 近代澳门在苦力及鸦片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助于迅速提升其贸易地位， 却也因此滋长畸形发展与再度衰落的隐患。 　19世纪末以后， 社会进化促使周边新的竞争对手相继崛起， 澳葡当局却对新的竞争和挑战呆滞失措， 澳门贸易地位再度重蹈由盛而衰的覆辙。 此时， 港澳两地虽然都已成为“自由港”， 可是香港拥有的天然深水港的地理优势以及英国殖民资本主义的进取方略， 却最终制约着港澳间的贸易格局， 使之主要表现为香港向澳门运销包括鸦片在内的外国洋货， 澳门向香港运销中国土货， 前者的贸易货值往往大于后者。 澳门实际上充当着为香港向内地采购土特产品与转销外国商品的被动角色， “俨然一香港货物趸栈”。 而且， 随着19世纪末轮船运输业的发展普及与粤西南经济圈被迫对外开放， 粤西南各埠陆续改以香港作为本地进出口贸易的中转枢纽； 澳门航道逐年淤浅， 港口工程与商业设施落后， 澳葡当局举措惰滞， 致使澳门在新到来的 “轮船时代” 难以发挥先前在 “木船时代” 吸引和凝聚粤西南经济圈进出口贸易的中转港功能； 澳葡当局一贯沿袭的包税专卖制度， 压抑着自由竞争的 “贸易之魂”， 澳门 “自由港” 始终未能如同香港那样， 借助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精神， 焕发出飞跃发展的竞争活力； 这一切， 都加速着香港地位的崛起与澳门地位的下降。 　近代澳门从粤西南经济圈的商业中心地位滑落下来之际， 其历史悠久的博彩业却因缘际会地获得新的发展。 澳葡当局因此又增加新的包税收入。 澳门的赌博业由来已久， 早在19世纪40年代便呈 “赌馆林立” 的景象。 19世纪70年代中叶， 曾经盛行于广东的 “闱姓” 博彩活动转移到澳门， 澳门博彩业的盛衰从此与内地是否厉行赌禁形成反比。 1912年起， 澳葡政府首次对经营番摊的澳门赌博业进行招商开投， 包税经营， 博彩业以及鸦片业的包税收入逐渐成为澳葡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 1946年6月澳葡政府正式宣布禁绝鸦片之后， 博彩业进而发展成为澳门独特的支柱行业。 　历史总是在发展的。 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再度滑落， 促使澳门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重新定位， 谋求新的发展， 因而其地位的下降并不妨碍其贸易总值的持续上升。 历史统计资料表明， 虽然近代澳门贸易在重新组合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减少到不再显赫的地步， 可是它的绝对值却在稳步增长。 澳门的城市建设、 交通港口设施、 文教卫生条件也不断有所改善。 近代澳门的历史变迁， 为当代澳门的经济发展奠定着基本的发展格局与物质基础。 　当代澳门经济的腾飞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诸如纺织、制衣、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香港纺织业厂商因欧美国家限制香港纺织品进口，竞相到澳门设厂生产。70年代以后，以纺织制衣厂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在澳门发展迅速，很快取代曾经在澳门制造业中居于领先地位的爆竹、火柴、神香等三大传统手工业，促使澳门对外贸易发生实质性的转变。1971～1981年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创下平均每年增长16.7%的历史记录，外贸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1.2%的高速水平，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进入80年代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给澳门厂商提供新的发展机遇，许多厂商纷纷将低增值的生产工序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带，利用内地的优惠政策、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也日益密切。80年代澳门外贸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9.1%，其中澳门产品出口年均增长20.7%。1989年澳门外贸总额达251.25亿澳门元，其中澳门产品出口达131.94亿澳门元。进入90年代以后，澳门经济继续在高位稳步运行，位居世界46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出版的《澳门资料·1998》统计，澳门对外贸易总值在1995年为321.8亿澳门元，1996年为318.3亿澳门元，1997年为337.32亿澳门元。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在1995年为592.81亿澳门元，1996年为582.56亿澳门元，1997年为584.72亿澳门元。三年间，澳门每年的人均区内生产总值折合美元都在1.7万美元以上，在全球微型经济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中居于颇为领先的地位。 　当代澳门经济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旅游博彩、出口加工、地产建筑、银行保险为主要支柱的产业体系，其基础设施也不断得到改进与完善。1995年年底，澳门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从此结束澳门没有国际航空港的历史，形成空运、水运与陆运相结合的立体交通网络，极大地拓展了澳门与国际、祖国内地间的交通联系。 　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在澳门的中资企业也迅速壮大，在澳门各行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0年代以后，中资企业成为澳门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成为推动澳门经济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引导澳门经济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外引内联的中介作用。 　9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因素与自身局限的交互影响，澳门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的迹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也阻碍着澳门经济的持续发展。澳门各界的有识之士正在积极研讨对策，寻求未来澳门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向。 三 　葡萄牙人占领澳门，逐渐造成澳门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动，导致主权与治权的完全剥离。在此之前，澳门及所有居民均由中国历代政府直接管辖，主权与治权统一掌握在中央朝廷手中。16世纪80年代初至19世纪40年代中叶，入据澳门的葡萄牙人按照欧洲中世纪的市政传统，建立起内部自治的机构；明清两朝的中国政府继续在澳门行使主权与治权，从而形成华洋共处分治的局面。19世纪40年代后期葡萄牙强占澳门以后，实际上从清朝政府手中夺取了澳门的行政管治权。清朝政府在1887年12月1日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虽然同意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门”的治权；却申明“未经大清国首肯”，葡萄牙 “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 实际上没有放弃一贯拥有的澳门主权。 面对葡萄牙人在澳门长期实施殖民管治的既成事实， 中国历届政府都坚持澳门属于中国领土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后， 明确宣布不承认外国列强强加给近代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解决澳门问题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1974年葡萄牙 “四二五” 革命胜利后， 也宣布实行非殖民政策。 1976年， 葡萄牙政府颁布 《澳门组织章程》， 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国领土， 澳门地区享有自治权。 随着1987年 《中葡联合声明》 和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相继公布， 澳门将告别历时400多年的葡萄牙强占的历史， 回归祖国， 最终实现主权与治权的整合与统一。 　在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在澳门行使主权以前， 澳门政制反映出葡萄牙管治的鲜明特征。 由葡萄牙总统任免和授权的澳门总督， 是澳门政治权力的核心， 在澳门代表葡萄牙法院以外的其他所有主权机构——总统、 议会和政府， 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上代表澳门。 总督有权设立、 重组或者撤销政府行政机构， 提名若干政务司作为助手， 分别行使总督授予的行政职权； 还可以分享澳门立法会的立法权力， 并有权否决立法会通过的法律、建议葡萄牙总统解散立法会。 　1976年 《澳门组织章程》 颁布后， 澳门第一届立法会随之产生。 立法会是澳门的立法机关， 但不是惟一有权为澳门立法的机关。 不仅澳门总督可以法令、 训令立法， 葡萄牙的主权机关在法律上也拥有为澳门地区立法或者将葡萄牙法律延伸到澳门适用的权力。 立法会由直接选举、 间接选举和总督委任而产生的三类议员组成， 其立法的数量和效率远远低于行政当局的立法。 　澳门的现行法制基本上是在归属于罗马日耳曼法系的葡萄牙法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澳门法律分别源自葡萄牙主权机关、 澳门立法会和澳门总督。 其中， 大量的法律是葡萄牙法律延伸至澳门生效， 或是由葡萄牙主权机关为澳门订立； 20世纪90年代以后， 澳门本地制定的法律才有显著增加。 澳门司法机关属于葡萄牙司法系统， 是葡萄牙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之一。 澳门法院的设置、 职能、 活动原则和程序等， 都直接由葡萄牙法律规范。 为了适应 《中葡联合声明》 生效后澳门过渡时期的新形势， 葡萄牙在1989年和1990年分别修订宪法和 《澳门组织章程》， 规定澳门应当拥有享有自治并适应澳门地区特殊情况的自身司法组织。 1991年， 葡萄牙议会通过 《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 次年， 澳门总督颁布 《澳门司法制度法》 和 《审计法院组织法》， 作为执行 《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 的补充法律。 澳门司法制度开始逐步朝着独立自治的方向运行。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日益临近， 在后过渡期中， 实现公务员本地化、 中文官方地位和法律本地化， 就成为当务之急。 由于葡萄牙的长期管治， 在1987年中葡两国签署联合声明之时， 澳葡政府公务人员队伍中的中高级职位几乎全部由来自葡萄牙的葡人和在澳门土生的葡人担任， 华人只能担当低级公务员； 所有的法官、 检察官和大部分律师也都是葡人和土生葡人； 葡文是当时澳门的惟一官方语文， 中文虽然是占澳门人口97%以上的中国居民的母语， 却在澳葡政府的行政、 立法和司法活动中没有任何地位； 源自葡萄牙的大量法律， 甚至一些已被葡萄牙本国修订、 废弃的旧法律仍然适用于澳门本地。 这一切， 都不利于澳门实现平稳过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只有吸纳足够的本地中国公民进入公职， 并逐步提高他们在中高层公务员中的比例， 才能落实 “澳人治澳”，实现基本法中有关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由当地永久居民中的中国居民担任的规定；只有确立中文与葡文同等的官方地位，行政机关才能有效地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沟通，以中文为母语的华人才能进入政府的中高层职位；只有对澳门的原有法律进行系统清理、翻译和修订，并由本地立法机关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使之真正成为澳门的法律制度，才能培养出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的司法队伍。 　90年代中后期，在中方和澳门各界人士推动下，澳葡当局陆续采取一些相应措施，在解决三大问题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1997年11月，澳门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司长正式就职。政府各部门在与公众沟通、交往中，开始广泛使用中文和葡文双语，并且设立专门机构，着手进行现有法律本地化和培训本地司法官员及律师人才的工作。不过，现有的进展还不能适应实现澳门平稳过渡与政权顺利交接的紧迫的形势需要，三大问题的彻底解决仍有待于澳门全体居民的积极参与，有待于中葡两国在处理澳门过渡期事务中的竭诚努力与合作。 四 　自从400多年前葡萄牙人逐步占领澳门以来，澳门就在中国的沿海市镇中最早成为欧风东渐的登陆点和中学西传的扩散地，成为东西方文明据以相互了解的窗口和交汇融通的管道。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等一批批向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传播西方宗教与科技艺术的欧洲传教士，大多在澳门登岸或学习受训，然后走向内陆，直至北京，充当向中国同时也向欧洲传递彼此文明信息的中介人。林则徐、容闳、郑观应乃至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中国一批批开眼看世界的爱国先驱者，也先后通过澳门，了解世界乃至走向世界。澳门在数百年中外文明交往、碰撞与融会贯通中所处的中介地位，使其逐渐形成华洋杂处、中西合璧的本地文化和丰富多彩而又平稳祥和的社会生活。 　各种文化会聚一城，澳门的社会生活由此变得丰富多彩。众多族群和谐共处，澳门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因而趋于和缓。在这座海边小城，古今中外的文明载体与社会风俗随处可见：中国传统的庙宇与西洋流行的教堂相映成趣，古老的海防炮台与当代的跨海大桥竞相争辉，中华传统节庆期间的舞狮舞龙和天主教会一年一度举行的花地玛圣母像巡游引人注目，历史悠久的国际龙舟赛与现代特色的汽车国际格兰披治大赛素享盛誉。这一切，都天衣无缝般地契合成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与静谧秀丽的海岛自然景观浑然一体，吸引着海内外的无数游客。于是，旅游博彩文化便成为澳门社会生活的特色之一，当代澳门因此成为一座世界著名的赌城，有“东方蒙地卡罗”的别称。旅游博彩业作为当代澳门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一直给澳葡政府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然而，赌博盛行也给澳门社会生活造成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澳门近年治安欠佳，刑事案件接连不断，滋扰社会安宁。如何在发展旅游博彩业的同时，规避和化解其不良影响，维护社会治安，成为澳葡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五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日益临近，澳门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澳门，是研究澳门问题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1997年4月下旬， 广东高校的有关学者应广州出版社的邀请， 开始进行《澳门大辞典》 的编撰工作。 在编撰过程中， 我们按照各自的专长和学科的分工， 实行主编统筹下的副主编编撰组织负责制。 其中， 莫世祥教授负责协调全书的编撰工作， 撰写部分概述及辞条， 并进行最后的修改定稿； 黄启臣教授负责地理、 人口、 宗教、 历史沿革、 文献书目、历史名人、 大事记等部分的编撰及初审； 郭小东副教授负责经济法、 工业、 商业、 博彩旅游饮食业等部分的编撰及初审； 隋广军教授负责财税制度与金融保险业、 对外贸易、 房地产与建筑业、 交通邮电及公用事业、 渔业与农业、 公司企业等部分的编撰及初审； 邓伟平副教授负责政府机构与公务员、 立法与司法、 法律制度、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过渡期等部分的编撰及初审； 费勇副教授负责文化习俗、 教育科技、 文学艺术、 新闻出版、 体育、 医疗卫生、 名胜古迹等部分的编撰及初审。 广东高校的一批专家、 学者和研究生应邀参与各部分辞条的撰写工作， 澳门的一些学者也应邀撰写相关的辞条。 　编撰系统地反映澳门全貌的大辞典， 不仅需要相关学科的学者竭诚合作， 而且需要掌握各方面的翔实资料。 为此， 我们多次前往澳门收集资料， 征求意见； 还曾向澳门各公司企业、 学校、 社团及各界名人邮寄专门信函， 征询该单位或个人的基本情况， 以便据以撰写相关的辞条。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依靠澳门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我们终于克服各种困难， 在1998年7月下旬完成 《澳门大辞典》 的全部编撰工作。 然而， 由于时间紧迫， 资料颇难求全， 兼以能力或有不逮， 难免有遗珠之憾。 尚祈有识方家不吝赐教， 以匡疏误。 　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 中国人民正满怀激情地迎接澳门回归祖国的怀抱。 在21世纪的曙光降临之际， 相继实现 “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 的港澳地区以及终究要步入回归祖国之路的台湾地区， 将和祖国内地携手合作， 共同迈上振兴中华的新征程。 　20世纪的成就与21世纪的机遇， 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勇前进， 努力开创历史的崭新篇章。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回归后的澳门明天更美好！ 1998年8月31日于广州—深圳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