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音韵

011 汉语音韵

研究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又可称为汉语历史语音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问。其内容包括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3个部门。今音学研究的是中古时期(主要是隋唐时代)的语音系统；古音学研究的是上古时期(主要指先秦时代)的语音系统； 等韵学是分析汉语的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的一门学问，近似于现代的语音学。音韵学研究，对于汉语词汇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的研究，对于古文字学的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都有着重要意义。段玉裁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如古代典籍中的假借字和历代韵文的格律，就要凭依音韵学的知识才能读通和领会。现代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还能够为党和国家制定语文政策提供科学的历史根据，并能为普通语言学提供新的资料。说话的声音一发即逝，汉语音韵的研究只能依靠下列书面材料：1.韵书、韵图；2.历代韵文；3.谐声字；4.古书中的注音(直音、读若、反切);5.假借字； 6.异文、重文；7.音训；8.联绵字；9. 中外译音；10.方音。其中以前3种材料最为丰富和有系统性。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学者就开始了语音的研究。当时诗律学逐渐发达，为了研究韵律和节奏，需要明确地分析语音结构。公元3世纪，中国人创造了反切注音法，清晰地将汉语音节分为声、韵两个部分。南北朝时，沈约(441—513)等人注意到“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从此奠定了汉语音节分为声、韵、调3部分，揭示出汉语语音的基本特征。其后，出现了一系列按字音编排的字典——韵书。隋朝陆法言的《切韵》(601)是现在所能看见的最早的韵书，它归纳出相当完整的语音系统，是汉语史上极重要的文献(现存其增广本《广韵》)。根据《切韵》音系，可以上推古音，下推今音。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音系统，基本上可以从《切韵》音系上得到解释。到了唐代，在翻译佛经过程中，中国学者进一步懂得了梵文字母拼音的原理，并用来分析汉语语音。唐末和尚守温首创36字母，归纳出当时的声母系统。宋、元时期，音韵学者根据韵书和36字母，比照梵文的悉昙章，编制出一系列韵图，用来分析汉语的音节结构、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这就是等韵学。等韵学者比较韵书各韵的异同，将韵母分为开口和合口两呼，每呼又分作四等，按四等与四声相配的关系，并合若干韵为一“转”，然后横列字母，纵分四等，制成若干图表，即韵图。韵图表示整个语音系统的全貌，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现存最早的韵图有郑樵的《七音略》及《韵镜》(作者佚名，12世纪)，它们是根据切韵音系编制成的。时代较晚的《切韵指掌图》(托名司马光)和《切韵指南》(刘鉴，1336)则根据当时的语音加以调整。韵图反映出古人对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元、明两代(13—17世纪)，音韵学者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当时的活语言，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就是根据14世纪的北音而作的。这部书是现代普通话的重要历史文献，书中反映出当时北音的入声已消失，平声分为阴阳，韵类分为19部。这些，都跟今天的普通话相差不远。古人从《诗经》在后代人读来不尽押韵的现象中，早已发现了古今音不同的道理。明代陈第从历史观点出发，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主张，是正确认识语音发展变化的理论先驱。他作的《毛诗古音考》(1606)，实为古音研究之滥觞。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作《音学五书》，分先秦古韵为10部，从而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继顾氏之后，清代先后有许多杰出的音韵学者，如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等，他们都对古韵分部有所修正。钱大昕等音韵学者还提出 “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一系列关于古音特征的卓越见解。“五四”以后，中国学者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在音韵学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1940年，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翻译瑞典学者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对该书作了重要订正和补充。李方桂《切韵a的来源》、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董同龢《上古韵表稿》(1944)、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等论著，都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中古和上古音值的拟测作出了重大贡献。1952年，李荣著《切韵音系》，对切韵音系作了全面研究，1957年，王力著《汉语史稿》(上)，运用现代语言学观点系统地论述了汉语语音发展史。周祖谟、陆志韦等人在校勘古代韵书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汉语音韵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专著、论文不断问世，研究领域又有新的开拓，研究方法也有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