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¹⁾，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²⁾。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³⁾，本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⁴⁾，犯法当死，变姓柳，之盱眙市中为人说书⁽⁵⁾，已能倾动其市人⁽⁶⁾。久之，过江，云间有儒生莫后光见之⁽⁷⁾，曰：“此子机变⁽⁸⁾，可使以其技鸣⁽⁹⁾。”于是谓之曰： “说书虽小技，然必句性情⁽¹⁰⁾，习方俗⁽¹¹⁾，如优孟摇头而歌⁽¹²⁾，而后可以得志⁽¹³⁾。”敬亭退而凝神定气⁽¹⁴⁾，简练揣摩⁽¹⁵⁾，期月而诣莫生⁽¹⁶⁾。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欢咍嗢噱矣⁽¹⁷⁾。”又期月，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¹⁸⁾：“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¹⁹⁾。”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²⁰⁾，名达于缙绅间⁽²¹⁾。华堂旅会⁽²²⁾，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²³⁾，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宁南南下⁽²⁴⁾，皖帅欲结欢宁南⁽²⁵⁾，致敬亭于幕府⁽²⁶⁾。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²⁷⁾。宁南不知书⁽²⁸⁾，所有文檄⁽²⁹⁾，幕下儒生设意修词⁽³⁰⁾，援古证今⁽³¹⁾，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³²⁾，从委巷活套中来者⁽³³⁾，无不与宁南意合。尝奉命至金陵⁽³⁴⁾，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³⁵⁾，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³⁶⁾，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³⁷⁾，从道旁私语： “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³⁸⁾，今富贵若此！ ”

亡何国变⁽³⁹⁾，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⁴⁰⁾，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⁴¹⁾、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⁴²⁾，乡俗好尚⁽⁴³⁾，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⁴⁴⁾;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⁴⁵⁾，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注释〕(1)《东京梦华录》： 南宋孟元老著，十卷，著者追忆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的都市生活和风土人情，其中有关于当时的瓦肆(游乐场所)和在瓦肆中表演的杂耍、说书等伎艺的记载。《武林旧事》： 十卷，南宋周密(署名“泗水潜夫”)著，是作者入元以后追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的旧事而作。其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各色伎艺和艺人的名单。武林： 山名，即今杭州市西灵隐，后多用来代指杭州。(2)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 宋时说话(说书)有小说、讲史(又称平话)、说经等名目。据《东京梦华录》 “京瓦伎艺”条记载，北宋时讲史有孙宽等五人，小说有李慥等六人； 《武林旧事》 “诸色伎艺人”条记载，南宋时演史(即讲史)有乔万卷等二十三人，小说有蔡和等五十二人。(3)扬： 扬州府，府治在今江苏省扬州市。泰州： 今江苏省泰州市，当时属扬州府。(4)犷悍： 粗犷凶悍。(5)之：往。盱(xu)眙(yi)：县名，今江苏省盱眙县。(6)倾动： 使人倾倒动容。(7)云间： 松江府的别称，今上海市松江县。(8)机变： 机敏灵活。(9)以其技鸣： 以他的演技而闻名。鸣： 扬声名。(10)句(gou)性情： 勾画、描摹人物的性格感情。句： 同“勾”。(11)习方俗： 研习各地的风土人情。(12)优孟摇头而歌： 语见《史记·滑稽列传》。优伶名孟，春秋时楚国人。楚令尹孙叔敖死，他的儿子穷得以砍柴为生。于是优孟穿着孙叔敖的衣冠，模仿其动作神态，摇头而歌，为楚庄王祝寿。庄王以为孙叔敖又活了，想仍任他为相。优孟述说孙叔敖儿子贫困，庄王遂给孙叔敖之子以封地。(13)得志： 遂心，达到目的。(14)凝神定气： 神情专注，聚精会神。(15)简练揣摩：在技艺上刻苦磨练，研求探索。简： 选择、取舍。(16)期(ji)月： 一整月。诣： 前往。(17)欢咍(hai)： 欢快。嗢(wa)噱(jue)： 大笑。(18)喟(kui)然： 叹息的样子。(19)进乎技： 技艺已到了精妙的程度。(20)金陵： 南京。(21)缙(jin)绅： 也作“搢绅”，插笏于绅，旧时官吏的装束，因用以指官绅阶层。缙： 插。绅： 大带。(22)旅会： 大聚会。旅： 众人。(23)延： 请。(24)宁南： 指左良玉，字昆山，明末山东临清人。早年在辽东与清军作战，后在河南一带与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作战多年。崇祯十五年，被李自成大败于朱仙镇。崇祯十七年，封宁南伯，驻武昌。福王立于南京，又进封为宁南侯，拥兵至八十万。弘光元年，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讨马士英，船至九江，病死。(25)皖帅： 指提督杜宏域，他和柳敬亭是故交。结欢：交好，讨好。(26)致：送，介绍。幕府： 军队出征用帐幕，因此称将军的府署为幕府。(27)目： 名词作动词用，看待的意思。(28)不知书： 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明史·左良玉传》说他“目不知书” 。(29)文檄(xi)： 古代用以征召、晓喻或申讨的文书。(30)设意修词： 加意修饰词句。(31)援古证今： 引用古书古事来证明当前。(32)耳剽(piao)口熟： 耳里常听到的，口里经常说的。(33)从委巷活套中来： 从偏僻小巷里俗语常谈中来。活套： 口语俗套。(34)尝奉命至金陵：这是福王即位于南京后南明朝的事。(35)加礼： 以恭敬之礼接待。(36)宰执：掌政的大官。宰： 宰相。执： 执政官。南面： 面向南，这是尊位。(37)市井小人： 街坊上地位低微的人。尔汝： 你我相称，指关系密切亲昵。(38)侪(chai); 辈，类。(39)亡(wu)何：同“无何”，不久。国变： 指明朝覆灭。(40)略尽：差不多光了。(41)豪猾：强横狡猾而不守法纪的人。(42)五方： 东南西北中，各处。(43)好尚： 爱好、崇尚。(44)飒然： 爽利的样子。飒：风声。(45)檀板之声无色： 意思是把伴奏的乐声都压下去了。檀板： 檀木制的拍板，古代歌舞时用来打拍子或伴奏。

〔鉴赏〕晚明时期名噪一时的说书艺术家柳敬亭，为之作传的有吴伟业(《柳敬亭传》)、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和黄宗羲(《柳敬亭传》)等。记述他说书艺术的，有张岱(《柳敬亭说书》)、钱谦益(《书柳敬亭册子》)等。在这两类作品中，《柳敬亭说书 》和黄氏《柳敬亭传》可谓翘楚之作。张岱的《柳敬亭说书》系描述之作，以亲目所见、亲耳所闻，纪录摹态，逼真动人。而黄氏《柳敬亭传》系传记体，勾勒人物一生际遇，是纵向建构，而非横直截取。柳敬亭虽属说书艺人，一生道路却也波澜跌宕。他不是在承平时代生活，而是经历了两朝更迭的巨大忧患。为柳敬亭作传，吴伟业所写最为详实，但黄宗羲却颇不中意。他认为吴传“言其(柳敬亭)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他之为柳敬亭另立传记，是为着“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黄宗羲的这句话值得注意。他从“文章体式”的角度来写传，这奠定了他的传记的特色。“文章体式”也就是结构，是意象到艺术事实的中介。黄传的表层结构是由柳敬亭生涯所构置而成，作者把柳敬亭始终作为一位名艺人来对待、认识。即使写柳敬亭“参宁南军事”也不是比之为策士说客的鲁仲连。他所显示的是对象最基本的自然质和本体质。这样，也就有了人物属性的规定性。而结构的深度层次中凝结着的是黄宗羲这位民族志士勃郁激愤的时代、民族思想。他在《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中说：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在他看来，在“厄运危时”，也就是民族危机中，“元气”亦即情感才会鼓荡而出，铸为天地之“至文”。这一美学思想积淀在《柳敬亭传》的深层结构中。这是黄传超过吴传的根本原因，是黄传的精髓所在，也是我们鉴赏本文的一条重要线索。

按照传记的一般写法，理所当然地要在一开篇介绍对象的身价来历。但黄宗羲却绝去町畦，另开文路。他一开始写道：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这段话颇有史家的宏观眼光。自宋以后，著名的说书艺人湮没无闻，只是到“近年”柳敬亭的崛起，才算是填补了这段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空白。这就从中国艺术史的长河中考察并确定了柳敬亭说书的地位，一开始就显示出作者高瞻远瞩的宽阔视野。

到第二段才进入对柳敬亭的具体介绍。介绍他的籍贯、本来姓氏。由于是给人物作传，就不取张岱的描述笔法，绘写人物的肖像特征，而以“犷悍无赖”四字点出性格特点。因“犯法当死，变姓柳”，这当中有多少过程、细节需要交代，作者略而不提，比之吴传，这一特色就十分鲜明了。吴传对易姓一事记曰：“久之，渡江。休大树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 ‘噫！ 吾今氏柳矣。’ ”颇有小说家言的味道了。对此，黄传略而不书，出之质直言词，一带而过，径入中心——柳敬亭一生最主要的活动——说书。因为说书是和柳敬亭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说书，也就失去了柳敬亭，失去了为之作传的价值。在盱眙说书，是柳敬亭的崭露头角； 过江遇莫后光，是柳敬亭艺术生涯的重大转机； 杭、扬、金陵说书，是柳敬亭声名大噪的辉煌时期。说书是柳的生命线索，莫生指点，是柳技艺精进的关键所在。以说书技艺的发展作为轴线，以莫生指点作为结构的中心框架。不离本题，线条分明，而又中心突出，这正是黄传“文章体式”所包含的创作意蕴。基于此，作者于前后两阶段用墨俭省，独于中间阶段细刻深掘，这是根据总体构思在具体艺术传达中所建构的“文章体式”。循乎此，作者用“期月” 、“又期月” 、“又期月”，表时间概念的词语显示出三个递进的层次，写出柳敬亭说书的三个不同的境界。莫后光作为一介儒生发现了柳敬亭“机变”的天赋资质，可谓慧眼识人。他在第一个层次中的指点： “说书虽小技，然必句性情，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而后可以得志。”这是富于实践内容和色彩的见解，在“句性情，习方俗”的基础上，达到“如优孟摇头而歌”的形神兼备。莫后光的教诲转化为柳敬亭的实践行为： “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写足了柳敬亭刻苦学艺的精神，于是他的技艺步入第一重境界： “能使人欢咍嗢噱矣”。但是柳敬亭没有就此满足，经过磨砺，技艺遂进入第二重境界： “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调动听众悲慨的情绪。一二两重境界所引发和调动的听众情感——哀、乐两面，互相补充。这就是说柳敬亭在把握听众的审美情绪时已进入全面的阶段，或者说他的技艺得到了全面的发挥。而由乐到哀的过程，又包含着柳敬亭由一种实践目标进入另一种实践目标的刻苦磨练的过程。尽管如此，柳敬亭还没有驻步不前，还是坚持艰苦探索，直入说书技艺堂奥。莫生的“喟然”包含着多么深长的感情、慨叹，亦是对柳敬亭技艺和精益求精精神的赞叹。这个阶段，他的说书“进乎技”，进入化工境界： “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一境界是“未成曲调先有情” (白居易： 《琵琶行》)的超神入化，标志着柳敬亭说书已穿堂入室，炉火纯青。其艺术魅力表现为“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情在言先的审美提前量的功能特点，从而“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摇旌心灵，不可自制。这不是以描态摹声的形似为指归，而是以催发情感为目的。莫生的指点，柳敬亭的努力，在根本上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的特征。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柳氏说书的最动人的艺术魅力，而作者黄宗羲又正是运用这一审美眼光去评判、选择素材的。由于样式的特点规范，黄宗羲没有象张岱的《柳敬亭说书》那样形态毕肖地去描写柳氏说书的动人情景，而只是从社会效应上去侧写说书艺术。“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柳氏说书由盱眙小县进入江南江北的繁华都市，是其技艺精妙的侧面显示。“华堂旅会”的大场面，“闲亭独坐”的小场合，都“争延之使奏其技”，一个“争”字写出了柳氏的深得欢迎，“无不当于心称善”更是写出柳氏说书的社会反应。从逻辑层次上看，这是柳氏磨练技艺的必然结果，在文章结构上形成自然延伸。

和明末重要将军左良玉的交往过从，是柳敬亭一生的重大际遇，传记文不可节略不写。如吴传那样铺染过甚、夸饰过度，深不足取，反而模糊柳氏本来的面目形象，黄氏批评吴传此处有失“轻重”、“倒却文章家架子”正指此。黄氏只取致幕宁南和奉命金陵二事，抓住了最有表现力的事件。幕府生涯与说书技艺显然不相关合。但作者精当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他始终扣合柳氏说书的基本身分和经验，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加以折光照射。左良玉对于柳敬亭大有相见恨晚之憾，“使参机密”，器重非凡。“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一句，巧妙地点示出柳敬亭的本来身分。身为一方重镇，在明末军事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左良玉对“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的文檄，甚为“不悦”，而对柳氏所言，却无不“意合”，这种对比是对柳氏才干的充分肯定和表现，同时也说明柳敬亭非一般以说书为营生的艺人可比，他有着经邦济世的才能。他之所以能和左良玉意气相合，深得垂青，远胜幕下儒生，是因为“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深察世情，深知民俗，对时局的洞晓具有经验世界的丰富内容和实践色彩。而这一点，作者又暗暗地联系了柳敬亭的说书身分。在奉命至金陵时，倾动朝野，“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受到特殊的隆遇。这时作者抽出笔来，用“市井小人”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马上又把传记笔触回拢到写柳氏说书的主线上来了。

接着一段，“亡何国变，宁南死”，文意陡转。巨大的历史事变造成了柳敬亭际遇的重大转捩。如果说宁南幕府生活是柳敬亭一生最得意的时期，那么，清廷定鼎中原后则成为柳氏一生最辉煌的阶段。作者以悲慨的格调重墨写了这一生活阶段。这里，又需和上文联系参看。奉命金陵时，隆待殊遇，“敬亭亦无所不安也”，他不因说书人的贱业为贱，毫不卑微委琐，堂堂正正，意气自若。这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的价值，对自身的充分肯定。而在“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的窘境厄运中，他则安然“上街头理其故业”。这样便形成了以说书为中心的对称结构。在对称结构中所蕴藏的则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思想侧面。这就使柳敬亭的思想，性格内容完整和丰富了。如果再作深层次的分析，则体现了黄宗羲运用传统的民族道德、伦理观对人物所作的理性评判和审美赞颂。作者终于不可遏制地发为一个长达近百言的长句，把全文推向高潮，也把人物托上光彩的高峰。

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 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作者溅墨如雨，元气淋漓，高坂流注。以四字结构的句型为主导，间以其它句型，形成多节奏的滔滔文势，在铁骑银枪的鼓奋中伴之以声声悲角吹彻。这是柳氏说书的最高阶段，也是作者的最高评价。表层意象是柳氏说书的惊天地而泣鬼神，两个并列的比喻句“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 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设词苍劲峭拔，设色浓郁悲凉，这正体现黄氏的文学风格，精妙地摹写了柳氏说书的最鲜明特征。二度层次则是表现柳敬亭最值得称颂的情感： “亡国之恨”。“顿生”的勃然而发，足见其情其恨孕于胸臆，不可阻遏。“檀板之声无色”，又足见其情其恨一旦发露，何等壮、何等烈。这就显示出柳氏亡国之情的浓度、厚度和力度。而深度层次中所涵茹的作者黄宗羲的黍篱之思、亡国之情更不能忽略。在诸传蜂起，特别在名动一时的吴伟业面前，黄宗羲绝无“崔灏在上”之感，诚然有睥睨吴氏“倒却文章家架子”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黄氏在柳氏身上找到了自己，在对象那里发现了自己，找到和发现了自身的民族情感，寄托了自身的亡国之情。在观照和把握对象的过程中发现和肯定了主体，使之对象化了。而屈节事清的吴伟业是无法理解并感受柳敬亭的民族哀思的。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黄宗羲另写《柳敬亭传》的根本原因，找到了黄传远胜吴传的根本原因。黄宗羲特意用“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一句收束全文，是说当年莫生之言虽很有识见，但无法涵盖柳氏晚年说书的破家失国之事、之情，柳氏的实践已突破了莫生概括的外壳了，获得了更宽泛、更深邃的时代质和民族质。

传记文学可以千人共写一传，但因作者的思想、情感的不同，特别是深层意识的不同，就会带来传记文学水平高低的差异。这是黄宗羲的《柳敬亭传》给我们提供的文学构思上的经验。

黄宗羲力图使本传能让“后生知文章体式”。其“体式”除了表现为浅度层次和深度层次的有机建构，还表现为轻重详略得宜和结体的严密无隙。全文以说书作线索贯穿，轻点天资，重写后天磨练。写柳敬亭乃奇人，而非神人。先作说书艺术史的宏观扫描，再及身世介绍，第二节写演技历程，第三节转述致幕宁南，而“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巧连第二节的说书艺术。第三节国破后理故业，又以“既在军中久”承接上文。最后以对莫生评价作结穴，又关合了第二节。整篇文章如云松劲举，不枝不蔓而又树荫婆娑，摇曳多姿。前有呼后有应，或明衬或暗映，丝丝入扣，结体绵密。这是本传给我们提供的文学表达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