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客旅漂泊中度过的，旅途的见闻给了他的诗作以无尽的源泉，他这方面的诗很多。杜甫这方面题材的诗，写到这一首，在年岁上，已近“晚节”，在艺术上，可谓是“诗律细”了。

杜甫晚年流落四川，先在成都，继在梓州，又回成都，后又到了夔州，据注家考订，此诗写于最后离开成都到夔州云安(现四川云阳)的途中，时在七五六年春天。杜甫在成都时依托老朋友严武，他是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可是严武在七五六年四月忽然死去，杜甫感到在成都再无凭依，五月他就率领家人乘舟东下，想往江南或家乡一带移动。诗中写的是月夜江中行舟的所见所感。

诗先写江岸夜舟。诗人坐在顺江东下的船中，凭月色可以依稀看到岸边细草在微风中摇动，望一望船上的桅杆正高耸夜空，船正顺水流下，眼下的环境里，除了细草微风，危樯夜舟，什么都感受不到了，夜氛孤寂得令人难以忍受。人对环境存在的感受，与人的心绪情致特点有直接关系。他不仅易于发现与内心情绪相适应的各种存在物，也更能以情观物，移情入物，使空间中的一切存在都变成自身情绪的对象物，以确证自身的存在特点。此夜置身舟中的杜甫，心情是十分凄楚的。他年轻时即满怀壮志，意凌东岳；走入仕途后，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期望，谨言慎行，等待朝廷的重用，可结果却被挤出了长安。在成都依附严武的幕府，本应因知心而惬意，但又受到幕僚们的嫉妒，更不料严武遽死，失却凭依，只好顺水漂流东去了。他早在登上去蜀孤舟之日，就写诗诉说过当时的心境：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去蜀》)心感万事俱老，料到残生将在漂泊中消逝，这种心情是非常痛苦的。心头萦绕着这种痛苦，危樯下独夜不眠，船行周围的夜色存在，几乎无不是这种心境的确证对象。在诗的头两句中，我们可以从诗人对细草微风的感知中看到他夜愁不寐，从危樯独夜的意境中察知他漂泊中的危难感和孤寂心，这就是融情入景的自然体现。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开襟旷远，又是一番景象。江流宛转，流入平原，不管感受者心境如何，自然景象的特点是突出的：船在江中，江在平野，人的视线可以伸至有星光闪烁的天边远处，平视则可见星点如垂，光脚近地，夜幕下也有平野的空阔性。由于平野地上的江道宽直，水流无阻，月色又把江水与天色连成一片，满江则月逐潮涌。这种自然景象进入现实主义诗人的笔下，便成为一联精致而生动的诗句：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里的“垂”、 “涌”二字极富于个性化，把平野星夜和江流朗月，表现得极为活化而又逼真，没有“垂”就不能表现“阔”，没有“涌”就不能显示滚滚江流中随浪起伏波动的月色。在写景上，从首联到此联，都达到了神妙的地步。但此联中的写景，与整个诗的情韵是很一致的。诗中说平野广阔，正表明天地之大，然而自己的归宿所在，尚不可知；原来在成都幕府中是“已忍伶俜十年事，强为栖息一枝安”，今日又成为天地间飘无定所的“沙鸥”，心中不能不感到空寂、茫远，愁涌心底。在把握杜甫的这联诗中的意蕴时，我们不应忘记，这是杜甫在作《旅夜书怀》， “星垂”、 “月涌”如果不关诗人情境，又何以谈到是“书怀”之作？因此，说诗句对象化了诗人的前路渺远、流荡江中的惆怅情绪，还是合乎实际的，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高不可接、远不可就、深不可测的寥阔天地中游荡，也无法解释那“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触的即近由来。

杜甫这次顺流东下，是他结束一生政治追求、寻找生活归宿的一次无可奈何的行动，他对于这样的境遇，满怀离怨牢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就是一联愤懑之语。杜甫七四六年进长安，在那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七五一年借皇帝祭祀盛典之机，进献三篇《大礼赋》，玄宗读后很加赏识，一时名声大噪，当时虽因“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作祟，杜甫并未见用于当朝，但是杜甫以文著名还是事实。后来又诗名大振，载誉文坛，时人也把杜甫视为知名文人。他后来回忆这时的情景，对于自己“一日声烜赫”， “文彩动人主” (《莫相疑行》)的往事，虽颇感自豪，但这并不是他生平之所求。唐代时俗，读书人在文章与功名二者间，并不以文运通达为幸事，温庭筠有诗云：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 (《蔡中郎坟》)杜甫自负有匡世济民之才，曾“窃比稷与契”，立有造福于民的大志。他希望在这个志向下建立万世功名，可是一生追求却始终无就，他为此遗恨无穷。抱着这种心理，他好象特别轻视文章之名，他可怜自己以文章声望了此终生，他是借诗向世人表明，有谁知我的志愿并不在文章之上呢？而“官应老病休”，就更含激愤了。在成都幕府时，杜甫就身多疾病，他以五十多岁的白头老人的身躯，穿着狭窄的军衣，与那些对他“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的少年幕僚们周旋，其势与赤霄玄圃中的孔雀到笨牛牴角下“渴饮寒泉” (《赤霄行》)没有什么两样。杜甫是不服老的，也是不辞病的，但他却不能忍受人们以“老”、 “病”为由，排斥他，轻贱他。他想到此异常愤慨，用了一个“应”字，但语气是反问式的，意谓： “我的官职想必该是因老病而休罢！”言外之意是：排斥我辞官而去的那些人心里是明白真正原因何在的。真正追溯这激愤之情的生活基础，不能不看到他当年从长安被罢削左拾遗的不平往事。写《旅夜书怀》时的杜甫，确实是已经“老病”了；他在诗中对于“老病”休官的激愤，无疑是说给“身当要路津”， “掌握有权柄”的执政人物，是他们使自己久陷穷途坎坷之中，销尽了本可有为的青春，到了进无路退亦无路的境地。

杜甫一生处于流离漂泊之中，他对于自己的身遇深有感触，特别是到了晚年，到处越多，竟更觉寄身无地，他从飘飞不定的沙鸥身上看到了自己，又用悲愤心情描写了空阔天地间竟无一处可为归宿的沙鸥。白居易在李白墓前写诗悲悼李白说：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李白墓》)杜甫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