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达之狱

明代嘉靖(1522-1566)年间的一起重大案件。李福达，山西代州崞县人，正德初年因参与宗教起事而被判处充军，后从服刑卫所逃到陕西洛川，又参与弥勒教起义，被官军击溃后到山西徐沟县落籍，改名张寅，贿赂县中大姓以为同宗，编立宗谱，逃避追捕。嘉靖初年，李福达携重金混入京师匠籍，又输粟捐官，被任命为山西太原卫指挥使，与武定侯郭勋来往密切。嘉靖五年七月，李福达被仇人薛良告发，巡按山西御史马录调取李福达乡中父老辨认得实，李福达亦供认不讳，被拟为谋反罪，缘坐妻、子。武定侯郭勋为逃避罪责，利用嘉靖皇帝猜疑三法司官员的心理，攻讦三法司官员借机打击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皇帝的一派官员。嘉靖帝命令取李福达至京复审。刑部尚书颜颐寿、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淋和锦衣卫、镇抚司各官共同复审，李福达据实招供，三法司奏请处斩。而嘉靖帝为了打击在大礼议中反对尊崇兴献王夫妇（嘉靖帝原为兴献王的世子）的官员，并将司法权掌握在自己的亲信手中，决意为李福达翻案，断然否决复审的结论，命令九卿大臣会审于朝廷。九卿会审时，原告薛良及证人李景全等人一致指认张寅即李福达，刑部尚书据实复奏。嘉靖帝仍表示怀疑，声称要亲自主持审讯，并罢免刑部主事唐枢，以惩罚他不遵帝命。刑部尚书等人只得附和皇帝，将案件列为疑狱，听侯再审。嘉靖六年四月，皇帝派锦衣卫官逮捕马录入京，关进镇抚司监狱。刑部尚书等官员为马录呜冤，皇帝指斥他们“朋奸肆诬”，令戴罪办案。三法司官员仍不理会皇帝的用意，再次让马录和李福达对质，结果认定张寅确是李福达。皇帝大怒，下令逮捕所有办案的三法司高级官员。并彻底改组三法司，命令大礼议中获宠的官员分别署理三法司：吏部令侍郎桂萼掌管刑部，兵部左侍郎张璁掌管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掌管大理寺，重新审理此案。张、桂、方三人按照皇帝的意图，对原三法司官员加以刑讯，刑部尚书被拶得当堂叩头求饶，一时京师盛传：“侍郎拶得尚书叫”。马录被捞掠备至，不得不违心招认“挟私故入人罪”。张、桂、方三人拟定薛良诬告自坐，处死刑，张寅官复原职，马录和科道官及三法司官员40多人下锦衣卫狱论罪，其中10多人被刑讯致死，张璁等人编集嘉靖帝对李福达案所下的敕谕和张璁等审讯的狱词为《钦明大狱录》，颁布天下。嘉靖皇帝亲自宣断，三法司官员分别处以撤职、充军等刑，马录被处判死刑。嘉靖四十五年，四川蔡伯贯利用宗教组织起义，事败就擒，供认为李福达之孙李同的徒弟，李同被捕，承认世习白莲教，李福达即张寅。此时嘉靖皇帝已死，其子隆庆皇帝为马录等平反，案情始得以大白于天下。

李福达之狱

李福达，山西代州人。明中期曾在陕西洛川县参加白莲教，聚众数千人起事。被镇压后，易名张寅，捐官山西太原卫指挥。其子李大仁、李大义、李大礼等与武定侯郭勋多有来往。明世宗嘉靖五年 (1526)，李福达被仇人告发，乃逃入京师。后其二子被捕，李福达只好投案。山西地方官及御史马録审讯结果证明，张寅即李福达，拟李福达谋反罪。郭勋致书马録，为李福达求免。马録不从，飞章劾郭勋为李福达同党，并将郭勋说情手书呈明世宗。世宗令下都察院察勘。十一月，都察院议定李福达磔死，世宗从之，下狱待决，并诘责郭勋。郭勋乃为李福达分辩，又令李大仁具奏，为父雪冤。御史知李大仁是郭勋指使，而置之不理。郭勋又建议李大仁，如伸冤不成，即可逃命。于是，给事中、御史多人交章弹劾郭勋 “交通逆贼，明受贿赂”。李福达既应伏诛，郭勋无可赦之理。给事中常泰指郭勋有知情故纵之罪。世宗不从。郭勋屡次自辩，称因为正德年间以议礼之事得罪诸臣，故今日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害于己。世宗深信其说，命速取李福达至京师鞫问。经三堂会审，奏请论磔。世宗不允，欲亲自鞫问。刑部主事唐枢认为李福达罪状属实，论死不枉。世宗大怒，将其罢黜为民。嘉靖六年，命锦衣卫将马録等原勘各官押解至京，当堂对鞫，情无反异。刑部尚书颜颐寿等奏称，李福达反状甚明，法难轻纵。世宗以颜颐寿等“朋比罔上”，将其与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等下狱治罪。大学士贾詠曾写信慰问马録，被告发而致仕。时张璁、桂萼、方献夫分别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迎合帝意，对马録严刑逼供。马録被迫屈招，免死遣戍。世宗又以群臣皆抗疏劾郭勋，朋奸陷正，将四十余人或处死，或戍边，或削籍为民。至四十年后明穆宗时，此案才得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