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医学

明清时期的医学系指公元1368～1911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医药的发展概况。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明初，社会经济恢复较快，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16世纪以后，社会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农业、手工业、商业、海外交通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全国出现许多市镇，这些市镇常不仅是商业的中心，也是科学技术和医药的中心。科学技术在此情况有了新的进展，涌现出朱载堉、徐光启、宋应星等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医学上也出现新面貌，产生了象李时珍、吴有性等杰出人物。明后期，封建统治加剧，皇室豪门地主土地的兼并，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影响了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发展。清代建立政权后，社会生产力一度得到一定的发展，清中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发展。但是，其后封建社会越发走向下坡路，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束缚。
明清时期的医学，在继承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许多新的进展，其主要表现为： 名医辈出、学派林立，各学科，包括小科（五官科等），都有成就，尤以本草学和临床医学更为突出；医学著述广泛增多，不仅官方主持编纂了带有总结性的综合医书，并且私人著书立说也很为活跃。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制高度发展，特别是清代中后期的对内高压、对外闭关自守政策，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统治者只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在某些程度上重视科学技术和医药，但作为掌握医药知识的一般医生等有关人员，实际上只是统治者的附庸，其社会地位一般是低下的。统治者在教育上采取八股科举取士的制度，在思想意识上提倡唯心主义，严重束缚了文人的思想。清代所倡导的繁琐考据之学，使尊经复古之风盛行，学术研究常囿于引经据典的脱离实际的境地，这些都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医学的进展。清末，西医学大量传入，并产生了中、西汇通派。此外，明、清时期中医药的外传，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世界人民的保健，也做出了贡献。
下面分几个方面对此时期的医学进行概述：
本草学 明代本草学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主要表现在著述较过去大为增多，内容丰富，不少著述皆具有一定特点，而且具有普及性和总结性。徐彦纯的《本草发挥》，偏重于药理论述，不少医生依之用药。王纶的《本草集要》，按药物对人体的作用分为12门，这种依药性分类的方法，有一定进步意义。陈嘉谟的《本草蒙荃》，偏重生药学，注意药物与产地的关系和区别，对药物贮存、炮炙都有丰富经验；此书并按王伦《本草集要》的部次，将药物的气味、产地、治疗等编成对语，便于初学者掌握。另有不少偏重食疗的本草，如吴瑞的《日用本草》从食物中寻求防治疾病的方法，附不少药方；卢和的《食物本草》，强调蔬食对人体的益处；朱橚主持编写的《救荒本草》，不仅搜集了民间荒年可供食物和有一定营养的植物，而且在植物学和营养学上也有相当意义。兰茂的《滇南本草》，搜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本草经验和知识，是中国本草学史上最早把中医药物理论与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用药经验相结合的地方性本草专著，也是一部记述云南地区药物和民间验方的宝贵著述。其它如薛己的《本草约言》；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缪希雍的《本草经疏》；倪朱谟的《本草汇言》；皇甫嵩的《本草发明》等等，皆各具有一定特点及实用性，此外，官方由太医院刘文泰等于1505年编修的《本草品汇精要》，意在代替自明代即沿用的《政和类证本草》，载药1,815种，对药品、炮制、效用等，皆有记述，且附彩色插图，可称为一部简明而文图并茂的本草学，惜为统治者攫为私有，原稿未曾刊行。其后，清太医院于1700年由王道纯等对之补撰续集10卷。
明代本草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万余，在药物分类、鉴定、生药、药性、方剂、炮制、编写体例等许多方面均有贡献，不仅是当时本草学集大成之作和中国本草学之冠，而且是世界药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它既有雄厚广博的历代有关文献的基础，又有民间广泛经验及实地调查和体会。它在中国药学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其成就已超出医药范围，其影响已扩大到国外。(参见“《本草纲目》”条)
清代本草著述虽然受社会发展的限制和社会上治学风气的影响，富有创造性的著述较少，但有些著述也有独到之处。这一时期的本草学著述，大体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注释考证性的，多以《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影响大的著述为基础，加以注释考证，间或结合或阐发些个人经验体会，如郭佩兰的《本草汇》；张璐的《本经逢原》； 郭汝聪的《本草三家合注》；邹澍的《本经疏证》； 屠道和的《本草汇纂》等等。有些对前人著述进行增补，并有一定的个人见解，如吴仪洛的《本草从新》，补充了些《本草纲目》未收药物；刘若金的《本草述》选各家之说，删除迷信成分，就阴阳升降之理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等方面来阐述药理；黄宫绣的《本草求真》对药物的气味形质和临床应用，有所阐发；姚澜的《本草分经》主要按药物分经编写等等。另有些则主要在普及，为便于初学者记诵，而以韵语诗歌形式编写，如朱錀的《本草诗笺》；黄钰的《本经便读》：何梦瑶的《本草韵语》等等。还有索引性的著述，如蔡烈先的《本草万方针线》等等。清代本草学中的突出著述是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这是继李时珍之后的本草学杰作，与《本草纲目》一起，相得益彰，不仅补充了新资料，而且纠正了《本草纲目》的某些错误。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及《长编》，可称为药用植物学专著，除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外，更有实地调查的依据，所附插图，精致准确，在药用植物的鉴别方面，尤有价值，在国内外均有相当影响，至今仍是药用植物鉴定学的可贵资料。
基础医学和理论 明清的基础医学仍以《内经》以来所形成的自发唯物和朴素辨证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关于人体解剖生理的认识，有些医家对脑的功能有新的记述。如李时珍有“脑为元神之主”；金正希、王宏翰、汪昂记有“人之记性在脑”；喻嘉言有“脑之上为天门，身中万神集会之所”等记述。王清任强调认识人体脏腑对于临证治病的重要性，并做了些实地观察。其他不少医家对三焦、命门的位置、形态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争论，特别是对于命门，赵献可、张景岳等十分强调命门在人体的重要作用，把命门看成是人体脏腑生理功能的动力，并受朱震亨相火论的影响，把命门相火联系起来，在临证上对后世医家有相当的影响。
临证医学 明清医家十分注意临证观察，在临证上经验丰富，有较明显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四诊 许多医家强调四诊的重要性，写出不少关于四诊的专著，如： 张三锡的《四诊法》； 林之翰的《四诊抉微》；何梦瑶的《四诊韵语》等等。汪宏的《望诊遵经》为望诊专著。望诊中对于舌诊的成就，很是突出，是此时期临证诊断上的一个特点。舌诊专著如申斗垣的《观舌心法》，集当时舌诊之大成；张登的《伤寒舌鉴》载舌苔图120幅，很是生动；其它如刘一仁的《活人心法》；王文选的《舌鉴》等等，都汇集了前人的舌鉴经验，并结合了个人的实践体会。脉诊方面，如李时珍的《濒湖脉学》； 邹志夔的《脉理正义》；李延昰的《脉诀汇辩》； 叶霖的《脉说》； 王邦博的《脉诀乳海》，等等，都是在综合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并有一定的实践心得。不少名医强调问诊的重要性，如李梴《医学入门》提出学医的人首先要学问诊，举出55项问诊内容；张景岳有《十问篇》等等。
医案的书写和辑录 四诊的进展促进了病案的书写和辑录。许多医家很重视病案的书写规格和辑录整理前人或个人的医案。如喻昌《寓意草》中的“议病式”，就是一份全面的病案规格。以辑录前人医案为主的著名医案专著有江瓘、江应宿父子的《名医类案》，其后魏之琇对之做了增补而成《续名医类案》。其它类似的医案还有俞震的《古今医案按》等。以辑录个人的医案为主的医案尤多，如《石山医案》、《薛氏医案》、《孙文垣医案》、《芷园医案》、《寓意草》、《旧德堂医案》、《东庄医案》、《四明医案》、《静香楼医案》、《临证指南医案》、《洄溪医案》等等。有将几家医案合编的，如《柳选四家医案》、《三家医案合刻》等等。有专门辑疑难奇症的，如《奇症汇》。有专门辑录妇科医案的，如《叶天士女科医案》、《退思庐古今女科医案选粹》等等。明清医案辑录和问世之多，对医家交流临证经验和心得很有补益，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可贵的临证病史资料，是继承发扬中医学的一份生动而有价值的遗产。
辨证论治原则的深化 明清医家在广泛的临证基础上，运用辨证论治的思想，更加娴熟，使辨证论治的原则更加深化。许多医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发挥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中概括地指出“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个字。苟能于此八个字认的真确，岂必无古方可循？”张三锡在《医学六要》中总结了多年业医的体会说：“张家世业医，致志三十余年，仅得古人治病大法有八“曰阴曰阳，曰表曰里，曰寒曰热，曰虚曰实，而气血痰火，尽在其中。”楼英在《医学纲目》中认为论病“必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强调以阴阳为总纲，以表里、虚实、寒热为六变。作为医生教本的《医宗金鉴》和流传较广的《医学心悟》等书，都对表里、寒热、虚实、阴阳这八个辨证纲领有较详的论述。这些都反映出辨证论治的原则自张仲景以来的不断得到深化，它使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具有理、法、方、药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构成了中医学发展到明清时期在临证医学上的一个主要特点。
内科 明清时期有关内科的专家和医著很多。薛己的《内科摘要》一书，是我国最早以“内科”为名的医书。内科学在中医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尤其是辨证论治的深化并深入到临床以及本草学的进展，使许多内科病证的诊治，都有提高，而且影响到其它有关学科。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如虞天民的《医学正传》、王纶的《明医杂著》，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张景岳的 《景岳全书》，秦景明的《症因脉治》，李用粹的《证治汇补》，林珮琴的《类证治裁》，胡慎柔的《慎柔五书》等，富有总结性或专门性的内科著述，不胜枚举。就学术理论而言，此时期以温补学派的出现和争论为一特点。温补说盛行于明代，延续于清，主要倡导者有薛己、孙一奎、张景岳、李中梓等，其主要论点是重视脾肾。薛己受金代张元素的脏腑辨证和李杲的脾胃论的影响，注重脾肾虚损症；同时，又受王冰、钱乙的影响，重视肾中水火和脾胃的关系，因而脾肾并举，注重温补，其论述主要见于《薛己医案》。赵献可阐发薛己之学，而重肾水命门，发挥命门理论，并以肾、命门概括脾胃，论述主要见于《医贯》。清代高鼓峰、吕留良等继此说。温补论说的中坚张景岳原宗朱震亨说，后转而尊崇张元素和李杲，反对朱说，力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极力主张温补肾阳在养生和临证上的重要性，论点见其《类经附翼》、《景岳全书》。李中梓则在薛己、张景岳等的影响下，既重视脾胃，也重滋阴养阳。温补之论，对明清不少医家有较大影响而形成温补学派，成为明清临证医学发展上的一个特点。
温病学及温病学派的兴起 温病学是明清时期医学的突出成就之一。它是在伤寒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张仲景以后的许多医家的临证实践中，对伤寒学的一种补充和发展。在明清以前，特别是金元医家的实践，已孕育着温病学说的种子。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疾疫的频繁大流行，促使医家探索更多的方法去满足社会上抗病疗疾的需要，也是温病学形成的客观背景。王纶在《明医杂著》中提到“戾气”说。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提出“温病不得混同伤寒。”吴又可更进一步认为温病多于伤寒十倍，强调伤寒与温病有别，如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则能传染，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等等。他在《温疫论》中提出“戾气”说，认为温疫之病是由天地间所别有的一种物质性的“戾气”所致，而此“戾气”又多见于灾荒战事之年，从而突破了过去的“六气”说。他对“戾气”的特适性、多样性、偏中性，“戾气”与外科感染的关系等等，做了可贵的论述。在治疗上也有所创新，超越出《伤寒论》的籓篱，为温病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至清代，温病学说盛行而有新进展。叶天士首倡“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胞……”及卫、气、营、血辨证，并在温病的传变途径、致病部位、辨证论治上做出贡献，其论述由门人顾景文等整理成《温热论》、《临证指南》等书中。与叶天士齐名的薛生白，重视辨析湿热受病的原因及临床表现。而首次对温病学说做系统综合的当推吴鞠通。他以叶天士的论述为蓝本，上溯《内经》、《伤寒论》以来的诸家有关论述，结合临证实践，写成《温病条辨》一书； 首创三焦辨证，对温病的证治，提出清络、清营、育阴法则，制定了桑菊饮、银翘散等至今仍沿用的名方。其后，王孟英汇集温病诸家之说，著《温热经纬》，不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而且加入自身的临证心得，使温病学更加成熟，对温病学的传播起到较大促进作用。明清时期温病学的成就，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做出突出贡献，宗温病学说的许多医家在临证实践中，都有所建树，如戴天章、喻昌、余霖等等，从而形成“温病学派”，对后世医家有很大影响。
外科、外治法、骨伤科 明初，太医院的13科中，有“金镞”、“正骨”科，隆庆五年(1571年)改名外科和正骨科（又名正体科）；清太医院的9科中，有“疮疡”和“正骨”科。这种改变和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科和骨科的进展。明清时期以外科闻名的医家和外科学专著均行增多。例如，赵宜真著《秘传外科》、薛已著《外科枢要》、汪机著《外科理例》、窦梦麟补辑有题为窦汉卿的《疮疡经验全书》、申拱宸著《外科启玄》、祁坤著《外科大成》等等，记述外科病证，论述外科证治，皆各有一定特点。不少医家如薛己、汪机等，强调“外必本于内”，内外结合的整体观点。陈实功集多年外科经验，撰《外科正宗》一书，记述多种手术，主张肩、托、补三法，并主张内外结合，认为“内之证或不及于其外，外之证则必根于其内”，影响很大，形成“正宗派”。王惟德撰《外科全生集》，把外科疾患归纳为阴阳两类加以推论，尤其重视阴证，主张“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反对滥用刀针，并创用“阳和汤”治疗阴证，形成“全生派”。清代高秉钧撰《疡科心得集》，主张疡科之证，在上部者俱属风寒、风热；在下部者，俱属湿火、湿热；在中部者，俱属气郁、火郁等等。他受温病学说影响较多，被称为“温病派”或“心得派”。以上外科流派，各有所长，其中以陈实功的影响为最大。
此外，清·吴师机以重视外治而著称。他生活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时期，因见当时人民群众一方面缺乏药源，一方面又有“不肯服药之人”和“不能服药之症”，遂综合当时民间各种外治方法和经验，撰成《理瀹骈文》，主张外治可补内治之不足，外治可与内治平行，“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力求把内治之理，推之于外治。书中汇集多种外治法，如敷、熨、熏、浸、洗、擦、坐、㗜、嚏、缚、括痧、火罐、推拿按摩，包括蜡疗、泥疗、水疗、膏药等等，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
明清时期骨科在医学基本理论，如气血、经络学说及有关学科的发展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医籍中都有论述。如《普济方》的“折伤门”所记述的治疗骨折脱位的诊治和方药，内容比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要丰富得多，可称为对15世纪中医骨伤科知识的总结。王肯堂的《疡医准绳》又继《普济方》之后对骨伤的方药诊治的进一步系统归纳。《医宗金鉴》的记述，则使骨伤科的知识和经验，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对骨伤科具有影响和贡献的医家，如薛己、陈文治、胡廷光、钱秀昌等。这一时期的骨伤科，在诊断和治疗上包括骨折、关节脱臼的整复手法、固定、用药、止血、麻醉等方面，以及理论上均有成就。薛己在《正体类要》中强调骨伤以八纲辨证用药，主张补气血、养血活血的方药疗法。在他影响下，后来形成“平补派”。他的理论具有整体观，但他轻视外治及手法，是其局限性。受他影响较大的陈文治，撰《疡科选粹》，倡薛己之说。其后，清代的胡廷光撰《伤科汇纂》，钱秀昌撰《伤科补要》，对平补及手法和处治并重，较为全面。
此外，这一时期出现的宗“少林寺派”的骨伤科文献，有署名异远真人的《跌损妙方》，王瑞伯的《秘授伤科集验良方》，江考卿的《江氏伤科方书》，赵廷海的《救伤秘旨》等等。这些书辑录了少林寺僧侣及其追随者的骨伤科经验。尤其是《跌损妙方》一书，以经络学说为基础，主张按穴治伤和加减用药，注重功能锻炼，很有特色。其他见于记载的以骨伤科闻名的医家，如明代河南新野的陈凤典、洛阳的祝尧民；清代蒙古族的伊桑阿，湖南辰溪的张朝魁等等。
皮肤性病学 出现不少有关的专论。如薛己的《疠疡机要》是最早的麻风专书。沈之问，积三十年临证经验之撰有《解围元薮》肯定了麻风之传染性质和大风子的疗效，更报告病案一例。《本草纲目》记有大枫子的杀虫作用；《证治准绳》记有治疗麻风的验方；《景岳全书》更倡用“麻风”一词，指出麻木不仁的症状特点。
关于梅毒，俞弁的《续医说》记弘治末年(1488～1505年)广东人始患恶疮，因状似杨梅，又叫“杨梅疮”。薛己报告用土茯苓内服，外用水银涂布和熏法治疗梅毒，并报告数例。汪机报告梅毒可由男女同床或同厕传染。陈司成《梅疮秘录》明确指出此病由性交感染及其遗传性，还报告有各期梅毒病例和先天梅毒，主张用砷剂治疗。薛己、汪机、徐春甫、陈实功等著述中对多种皮肤病均有记述。
眼科、喉及口齿科 此时期眼科的代表性著述有倪维德的《原机启微》，记述眼科疾患如倒睫、眼睑炎、眼出血、内障等多种，附有方剂，其特点是重视眼病与人体以及外环境的关系，很有整体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记述眼疾171症，详述证治，是对眼病知识的较好汇集。傅仁宇的《审视瑶函》，为积家传三十余年经验之作，对眼科从理论到临证治法，包括对五轮八廓的论述，附有医案及108证和300余方剂，介绍了针灸术在眼科的应用，并强调眼与内脏相关的整体观点，附手术器械绘图，可称对当时眼科经验和知识的总结性著述，故又称为《眼科大全》。邓苑的《一草亭眼科全书》，将眼病总括为内障与外障二大类，有论有治，并附小儿眼病治法，叙述简要，方剂实用，流传也较广。
喉、口齿科在明清有显著进展，并出现专书。薛己的《口齿类要》记述口、齿、舌、唇、喉部的疾患，注重辨证治疗，简明扼要，为现存以口齿科为名的最早专书之一。清代《尤氏喉科秘书》，包括喉症总论、咽喉、口、牙、舌、颈、面、腮等共25病，并介绍治法、制药、用药法、验方等，文字简明，切于实际。另有张宗良的《喉科指掌》、方补德的《喉风论》等等，其中以郑梅涧的《重楼玉钥》影响较大。该书由其子郑瀚补充，为郑氏先人得自福建黄明生的喉科秘本，传之子侄，经几代应用的经验汇集，包括咽喉、口、牙、耳等生理、病理、辨证、预后，治疗包括针刺手法、补泻、用穴等等，书中还对时医惯以“实证”治疗白喉之偏，加以匡正，其所载“养阴清肺汤”方剂，为其子枢扶增补，至今仍以沿用。
妇产科 明清妇产科方面的著述如万全的《广嗣纪要》对影响生育的男女生殖器畸形、损伤，以及妊娠等做了记述。薛己在《薛氏医案》中强调妇科疾病之养正，记述有烧灼断脐法，以预防脐风。王肯堂的《女科证治准绳》收录和综合前人对妇产科的论述和知识。武之望的《济阴纲目》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兰本，列述经、带、胎、产等项，纲目分明，选方实用。清代傅山于明亡后，隐居不仕，对女科有深入研究，其论述被辑为《傅青主女科》一书，其中对带下、血崩、妊娠、正产、小产、难产、产后等论述简要，注重辨证，理法严谨，强调整体观点，处方实用，重视培补气血和调理脾胃。署名亟斋居士的《达生篇》，强调产妇的自然分娩和情绪上的宁静，主张少用药或不用药，总结有“睡、忍痛、慢临盆”六字诀，指出产妇家人也应了解有关临产的注意事项，文字浅明易懂，是对胎产和临产的可贵经验的通俗总结，流传颇广。此时期因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妇产科受礼教等社会条件的限制，其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
儿科 明清时期儿科内容较前更加充实。儿科专著较增多。寇平的《全幼心鉴》指出小儿饮食不宜是得病的直接条件。鲁伯嗣的《婴童百问》对幼儿初生养护、病候、病因、治方等均有详明论述。薛铠的《保婴撮要》对小儿初生养护、疾病诊治、内、外、皮、痘疹等病记述颇详，已知破伤风为脐带传染，强调母子之间的关系在小儿疾病上的意义，提出母病子病，母安子安，药从母传，婴儿有病，调治其母等等。万全有的《全幼心鉴》、《幼科发挥》、《育婴秘诀》、《广嗣纪要》、《痘疹世医心法》等儿科著述，他继承钱乙之说，强调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的特点，治疗重视调补脾胃，除药物外，还注意推拿等法。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综合历代儿科知识，采集各家论述，对麻痘、热症等多种小儿疾病论述颇详，流传甚广。清·陈复正著《幼幼集成》，强调辨证，纠正时医所主张的小儿为纯阳之体而滥用寒凉药剂之偏。他对惊风有较详的论治，批评某些时医不加辨，遇小儿发热，就以“惊风”论治之弊。对指纹在儿科上的诊断也有独到见解。《医宗金鉴》的“幼科杂病心法要诀”，以七言歌诀加注的形式介绍几种杂病要领及小儿初生后杂病证治，简明扼要，选方切于实用。周岳甫的《小儿推拿秘诀》；熊应雄的《小儿推拿广意》，列述儿科常见病的推拿法，亦是此阶段儿科特点之一。
人痘接种和天花免疫 人痘接种是我国人民预防天花和免疫史上的一个创造和贡献。明代文献对之已有记载，如周晖的《琐事剩录》、程从周的《程氏医案》等等。从清初以后，医书记述人痘接种的逐渐增多，并有专论，其中如《种痘新书》、《寓意草》、《医通》、《种痘新法》、《医宗金鉴》等等，记有痘衣法、痘浆、旱苗、水苗等法，以及痘苗之贮藏、改进等方面较详。人痘接种法不仅对我国人民防治天花上做出贡献，而且外传到其它国家(参见“中医药外传欧美”及“中国预防医学的发展”条)。
针灸科 明清针灸医家辈出，他们多能根据前人的经验和理论，加以综合发挥，著述亦多。《普济方》中的针灸部分汇集古代资料，甚为丰富。陈会撰的《神应经》，由弟子刘瑾整理，为多年临证的经验总结。徐凤撰的《针灸大全》，以歌诀形式论述针灸理论、穴位、手法，并介绍子午流注。汪机的《针灸问答》，针对针灸的学术问题，以问答形式加以论述，颇有启发性。明代针灸学术领域中最有贡献和影响的当推高武和杨继洲。高武撰的《针灸聚英》，汇集各家之论，针灸取穴法等等，并有个人见解，对当时针灸禁忌方面的迷信说法有所批判。杨继周为家传世医，祖父曾为太医，他本人亦曾被选入太医院任职多年，尤长于针灸，所撰《针灸大成》，对明以前的针灸知识做了较全面的总结，选录各家针灸方法和医案，参以家传经验，取材丰富，颇多精辟之处，为当时搜罗最为完整的针灸专书。清代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以歌诀和插图形式，归纳前人针灸论述。此外，明代政府令人仿宋代铜人，另铸铜人，如正统8年(1443年)、万历年间(1601年)等，几度铸造铜人。高武曾铸铜人三座，包括成年男女及儿童各一座。针灸在明清太医院中曾列为一科。清末，道光二年(1822年)，清廷竟颁旨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为理由，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署永远停止”，从而使针灸发展受到挫折。但针灸在广大民间仍然流传。
气功、养生学 明代，养生学受到医界较为重视，专著增多，其中如冷谦的《修龄要旨》，论述四时调摄和却病，延年益寿法、十六段锦、八段锦、气功导引却病法等等，多以歌诀形式加以介绍。万全的《养生四要》、高濂的《遵生八笺》、胡文焕的《摄生集览》、李士材的《颐生微论》、龚廷贤的《寿世保元》等著述，均为有影响的养生专书。此外，不少医家对养生之道颇有心得，如李梴在《保养说》中，发扬《内经》中的养生论述，反驳佛道二家的唯心色彩的养生说。张景岳在《类经·摄生》中也阐发《内经》的有关养生论述，对养神和养形做了精辟论述，富有唯物辩证精神。清代在养生气功方面，也有不少著述，如曹慈山的《老老恒言》、汤灏的《保生编》、叶志诜的《颐身集》、陈修园的《平人延年要诀》、黄克楣的《寿身小补》、尤乘的《寿世编》等等。另如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述三百多例老年病的验案，强调颐养功夫，寒温保摄和戒烟酒等。但相比之下，清代在养生学方面的进展不大。
医籍的整理编纂和学派的争论 明清时期许多医家致力于医籍的整理和编纂，多数是个人自发的工作，少数是政府或在具有权势的人物的主持下完成的。例如，明初由周定王朱橚领衔的《普济方》，多至168卷，广泛集明以前医籍和有关材料，分类整理而成的大型综合性方书，资料很丰富。私人的编纂，如徐春甫编《古今医统大全》，辑录230余部医籍及有关文献的医学内容，共100卷，是一部包罗广泛的医学全书。张景岳的《景岳全书》，王肯堂、吴勉学等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王肯堂的《六科证治准绳》，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灵胎的《徐灵胎医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陈修园的《南雅堂医学书全集》等等，都是有影响的丛书性质的医籍。由官方主持编纂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共520卷，辑录自《内经》至清初医学文献百余种，分类编纂。《医宗金鉴》对18世纪以前的重要医著加以辑录编纂，包括医理和临证各科，从1749年起，规定为清太医院教科书，影响较大。
明清时期在训诂、考据学的影响下，不少医家专门对古代医籍进行考证校勘与注释。一是对《内经》的分卷注释，如马莳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和《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张志聪的 《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张景岳的《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其后，有李中梓的《内经知要》、《素问灵枢类纂约注》。这些注释对后人学习和研究《内经》很有参考价值。一是对《难经》的注释，如张世贤的《图注八十一难经》、徐大椿的《难经经释》等等，对于学者均有参考价值。再一个是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注释。明清医家意见不一，方有执、喻嘉言倡“错简说”，指责王叔和在整理张仲景著述时，颠倒弄乱了次序，甚至视王叔和为罪人，并按自己的体会重新编纂张仲景著述。反对“错简”说的医家，如张志聪、陆九芝等，则认为王叔和是仲景的功臣。同时，在主张“错简”的医家中。如方有执、喻嘉言、柯韻伯、徐灵胎、包诚、沈自南、黄元御等，对如何整理张仲景著作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们的主张和见解，虽各有一定参考意义，但有些医家也反映出崇古尊经倾向。
另有些医家，编著出不少普及性医书，如李梴的《医学入门》，孙志宏的《简明医彀》，程国彭的《医学心悟》，特别是陈修园的《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医学从众录》、《时方妙用》等，对医学普及起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的医家，特别是清代医家，各自临证体会的不同，加上有些受当时崇古尊经的学风的影响，出现了派别之争。这就是除上述有关学科中的学派之外的“伤寒派”与“温病学派”之争和“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所谓“伤寒派”，是指一些医家，以徐灵胎、张隐庵、陆懋修等为代表，认为伤寒已包括温病，只要掌握《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就可治疗一切温病。“温病学派”则认为伤寒与温病有别，认为近世温病多而伤寒少，用治疗伤寒之法去治疗温病，则贻误人命，代表人物如吴鞠通、王孟英等等。其实，温病学也是在伤寒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伤寒学和温病学各有其历史价值和宝贵实践。所谓“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主要指遵循《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的医家与遵循金元以后医家自创的方剂的医家之间的争论。这两派之多，与“温病学派”的出现很有关系。主张遵“经方”的，认为“经方”法度严谨，药味少而量大，药力长，批评“时方”用药庞杂、药多量少，药力不长。主张用“时方”的，认为执古方治今病，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往往杀生。“经方派”的代表如徐灵胎等，把《伤寒论》比做不可更改一字的圣书，强调“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认为《伤寒论》“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陈修园虽有《时方歌括》一书，但仍认为“唐宋以后，诸家之臆说盛行，全违圣训”，甚至认为《本草纲目》“尤为杂沓”，表现出崇古尊经的一面。
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明代沿元制，把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各户均须子袭父业，不得更改，所以医业是世代相袭的。医户散在各地，社会地位和待遇低下，常出现逃户现象。太医院也是专为统治者服务的机构，并通过考试从民间征用医生。太医院分13科：大方脉、小方脉、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接骨、伤寒、咽喉、金镞、按摩和祝由。太医院有考试制度，医生充役于太医院的，月俸很低。至于地方医学，明洪武17年(1384年)规定府、州、县设医学，兼管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府一级的医官（正科）一人，从九品，是最低的官吏，其他可想而知。民间的医学教育，主要是家传或师徒传授。
清代在鸦片战争前，医事制度沿明制。太医院设九科：大方脉、小方脉、伤寒、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正骨，后又取消针灸，说明太医院完全是为统治者的好恶与利害而设施的。另有御药房，管理药物的采办、储存和配制等。地方也有医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在地方如发现有精通医理的人，还要上报，去太医院考试，以便征用。民间医学教育，仍以家传与师徒传授为主。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入侵和西洋医学大宗传入情况下，清廷于1881年开办医学馆，1893年设北洋医学堂，1902年设陆军医学堂等，已不属中医教育。
明清在军队、监狱等处所设有医生，在社会上也有一些所谓慈善抚恤性的设施，但大都是虚设。由于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医学家，甚至耻以医为业，广大医生在此种社会中，做出贡献是十分难得而可贵的。
中医药外传和西医传入 明清时期，中医药外传至亚洲、欧美等国和地区，从药物、书籍到理论、技术等等，对世界医学做出贡献(参见“中外医学交流”、“中医药外传欧美” 条)。与此同时，西医学也传入我国。先是明末，西方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带来一些西方医药知识，如龙华民(Nicolao Longobardi) 1609年到北京，曾与罗雅谷(Diego Rho)、邓玉涵(Jean Terrentius)共译《人身图说》；邓玉涵还在杭州译《人身说概》；巴多明(Parremin)于1698年来华，康熙帝令其把法人迪奥尼(PierreDionis)的《人体解剖学》一书，由对满文有经验的官员、书法家和画师协助译成满文，但此书未经康准予公开。对于早传进的西医生理、解剖等医药知识，有些医家和学者，表示部分接受，如毕拱辰、金正希等接受记性在脑说；方以智亦曾采用西说解释物理； 王宏翰也曾试图把西方的四元素说与中医的太极阴阳之说加以汇通。至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西医学大宗传入，中医界和学界之反响不一。有些医家对西医解剖生理学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和注意，如王学权、王士雄等。有些医家则试图对中、西医进行汇通，并出现“汇通派”(参见“中、西医汇通派”条)，如唐宗海、朱沛文等。也有人对西医生理解剖知识完全反对，如余正燮，甚至倡中、西脏腑不同说。由于中、西医学在此段历史时期内，已发展成各有特点的不同体系，以致在我国当时及以后，在医界间对中、西医学的看法不一，是可以理解的。
西医学在16～20世纪初这一阶段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有关科学技术的演进，与古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等国度的医学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更注重分析和科学实验，注重病原体的发现、形态学上的观察和量度观念等，而略于整体功能及临床的整体观察，这些均与中医学不同。中医学受社会发展和有关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虽未出现象西医学那样的变化，但仍然保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自《内经》以来的朴素唯物辩证观，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并为世界医学宝库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