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隋使与遣唐使

日本派往中国隋朝、唐朝的使者团体。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首次遣使至隋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大业三年(607年)又派出以小野妹子为大使的使团，携带国书第二次使隋，正式提出与隋建立邦交；次年，小野妹子又带使者前来，同行者有僧人4名，留学生4人；日本最后一次遣隋使团是在614年～615年，以犬上御田锹为首，有留学僧随行，主要学习隋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
唐承隋制，政治、文化中心仍在沿黄地区的长安（今陕西西安）。日本为了从唐朝输入先进文化，谋求自强，自贞观四年(630年)至乾宁元年(894年)先后派出19次遣唐使。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自贞观四年至显庆四年(630年～659年)，共派出4次，每次来船1艘～2艘，每艘约载120余人，大致从日本的难波（今大阪）向西航行至朝鲜半岛，沿半岛西岸北上，经鸭绿江口继续沿海岸西行，至辽东半岛西南横渡渤海湾口，抵登州（今山东蓬莱）；长安二年至开成三年(702年～838年)为后期，较重要的有7次，一般每次有4条船，人员近600人，这时，由于新罗阻碍交通，遣唐使多取南岛路，即从九州向冲绳岛方向循岛南下，横渡东海至长江口，因航线长且不安全，后又开辟了大洋路，即从值嘉岛出海，横渡东海，达长江口附近。遣唐使成员一般有大使1人，副使1人～2人，判官1人～4人，录事1人～4人，有时另设押使或执节使1人，一般都选择学识渊博，汉学造诣深厚，仪表、风度、举止都很优秀的人物出任。如永徽五年(654年)赴唐的押使高向玄理曾在隋留学35年，堪称当时的中国通；长安二年(702年)赴唐的执节使栗田真人好读经史，以写汉文文章、举止温雅而受到武则天重视；天宝十一年(752年)赴唐的藤原清河礼仪周到，文质彬彬，玄宗特命画工为他画像，后长期在唐做官。遣唐使团除了正式外交官员外，还有史生、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音声长、音声生、译语、傔从、杂伎等随行人员，还有知乘船事、造船都匠、卜部、主神、船师、柁师、船匠、挟钞、玉生、锻生、细工生、射手、新罗译语、水手长、水手等船上随员。
遣隋使与遣唐使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影响。隋大业十年(614年)随遣隋使来华的有高向玄理等4名留学生及旻、南渊清安等4名学问僧，旻等人于632年回国后，向政府介绍了唐朝的情况；以中臣镰足为首的改革派力主仿效唐专制制度，推翻苏我氏专权，以加强王权，南渊清安和高向玄理回国后，中臣镰足等人向他们学习周孔之教，联系留唐归国人员壮大了改革派的力量，接着，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以他们学到的本领参与了推翻苏我氏政权的活动，645年终于夺取了政权，旻和高向玄理被任命为国博士，成了革新政治的主要设计人，这次改革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随后，改革派于653年、654年连续两次赴唐，全面了解唐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对深入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在史籍上留下姓名的有26人，最著名的有吉备真备(695～775),717年入唐学习，735年回国，带回大量汉文典籍，阿倍仲麻吕(701～770)与吉备真备一起入唐，取汉名晁衡，中进士后在唐做官，擅长诗文。来中国留学僧留下姓名的约90人，如传教大使最澄(767～822)、慈觉大师圆仁(794～864)、智证大师圆珍(814～891)成为日本天台宗的宗师，弘法大师空海、常晓、圆行、慧远、宗睿等是真言宗高僧，他们8人合称“入唐八大家”。留学僧带回的典籍文物很多，回国后备受重用，不少人被任命为僧正或僧都，当祖师、座主的更多，许多人或著书立说，或开创新宗。
遣隋使和遣唐使还从事贸易活动，把日本大批的赠品如银子、棉纺织品、土特产等运入唐朝，又把大批“回赠品”运回日本。
唐朝后期，由于民间贸易逐渐兴起，加之唐内乱迭起，中日官方往来日趋稀少，自838年最后一批遣唐使入唐之后，日本再也未组织使团来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