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斗争。1924年12月，胡适、陈源（陈西滢）、王世杰、徐志摩、周鲠生、梁实秋、唐有壬等人在北京办起了由陈西滢任主编的《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支持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孙中山北上不久，这个杂志连续发表了《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善后会议议员出席问题》、《我们对于军事善后的主张》等，要孙中山和段祺瑞妥协。“五卅”运动爆发后，陈西滢发表文章辱骂五卅运动和“拳匪”一样“一味横行”，胡适也在该刊发表了《爱国运动与求学》，竭力否定学生们的爱国斗争。“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派污蔑群众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是自甘“冒枪林弹雨的险，受残踏死伤之苦”；是受了“群众领袖”的欺骗，“莫名其妙地”被人引入“死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着重批判了现代评论派在领事裁判权问题上的洋奴思想。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驳斥了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以鲁迅为主将的语丝派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斗争。鲁迅以《丝语》、《莽原》、《猛进》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杂文，揭露他们“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的丑恶嘴脸。他在著名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把陈西滢等喻为“叭儿狗”，并且阐发了“痛打落水狗”的思想。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集”序言》中对这场斗争的价值作了评介，指出：“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斗争中不可缺少的阵线”，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