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艺运动kangzhan wenyi yundong

抗日战争爆发后，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国统区、上海“孤岛”和革命根据地所开展的文艺运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文艺界中文学创作一度比较沉寂，而小型抗日作品，如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通俗文学等则比较兴盛。抗战之初，抗日文艺运动又出现新气象。中国剧作者协会和上海戏剧救亡协会成立，文学、戏剧、电影界近百人集体编导和演出话剧《保卫芦沟桥》。1937年12月，周恩来到武汉，亲自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国统区文艺运动，1938年3月于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并创办《抗战文艺》，之后，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抗敌协会也相继成立，而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演剧队更是在漫长的抗战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0年，在重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为抗战后期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活动中心。国统区革命作家，不仅创作出了象《华威先生》、《雾重庆》、《腐蚀》、《屈原》等重要作品，而且在文艺思想上也驳斥了一些反动观点：(1)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2)林同济等战国策派的历史重演说及法西斯文艺观。这时期以上海“孤岛”为中心的华东沦陷区的进步文艺运动也比较活跃，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长达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留在上海的一批进步作家和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团结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周围，利用英法等国的“租界”这个特殊的环境，继续开展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抗日文艺运动。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有影响的著作；展开了对“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的批判；积极进行戏剧活动，于伶的《夜上海》等历史剧发挥出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当时杂文创作也风行一时；他们还与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则在民主与自由的政治环境里，面貌与前二者大不相同。文艺性刊物纷纷涌现，大批文艺团体先后成立，抗日的街头诗、传单诗、枪杆诗及抗战歌曲在延安及一些根据地十分流行，陕甘宁边区文协还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涌现出了如李济胜、孙万福等民间诗人。用群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新形式，反映人民大众在党领导下从事抗日斗争的新生活，是抗战前期民主根据地文艺的一个新特色。抗战文艺运动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优良传统，扩大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范围，在日寇侵略和蒋党压迫的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向前发展，配合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抗战文艺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以宣传民族救亡、抗击侵略为中心内容的文艺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艺运动发生很大变化。战争初期，文艺界出现了热烈而广泛的抗战文艺运动。其间多幕剧、长篇小说和叙事诗等明显地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现实斗争，发挥宣传鼓动效果，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小型抗日作品：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活报剧、街头诗、朗诵诗，以及各种利用民间形式的通俗文艺等。小型作品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战争初期抗日文艺创作的特色。上海失陷后，武汉一度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标志着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创办《抗战文艺》等刊物。积极推动抗战文艺运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建立。第三厅是以进步文艺工作者为主的文艺机构，对于推动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战文艺运动发挥了骨干作用。武汉失陷后，抗战文艺运动相对地显得比较沉寂。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发动“皖南事变”，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镇压与限制进步文艺活动，抗战文艺运动又面临一次严重的考验。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运动正蓬勃发展。先后创办一批文艺刊物，建立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山脉社、战歌社等文艺社团和组织。抗日的戏剧活动，街头诗、枪杆诗、报告文学，以及抗战歌曲等十分活跃。从而开创了抗战文艺活动的新局面。抗战时期，上海“孤岛”的进步抗日文艺运动也比较活跃。上海的进步作家和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团结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周围，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开展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抗战文艺运动。在敌对势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日爱国宣传和对敌斗争，并大力推动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日的戏剧活动十分活跃，杂文创作风行一时。抗战文艺运动继续并发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优良传统，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从各个角度表现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揭露了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歌颂了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抨击了破坏抗战的种种黑暗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