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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 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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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战国策

战国策

综合性半月刊。1940年4月1日创刊于昆明。战国策社编辑发行。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编辑。该社同时在《大公报》编辑《战国周刊》,被称为“战国策派”。他们把抗战的时代当作“争于力”的春秋战国时代的重演,强调“权力意志”,宣扬法西斯强权统治,为国民党特务统治制造理论基础。在文艺上提倡“自我”是创作的本源,宣扬超阶级的民族文学运动,诋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代表作有陈铨的小说《狂飙》和剧本《野玫瑰》等。1947年7月停刊,共出17期。

☚ 黄河   野草 ☛
战国策

战国策

简称《国策》。书名。原作者已不可考,现流传的是经西汉刘向整理校订的,共三十三卷。这是一部战国史料汇编,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有东汉高诱注本较为通行。

☚ 周幽王与褒姒   狐假虎威 ☛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时期国别史和著名历史散文集。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初无定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经西汉刘向重加整理,始定今名。共三十三篇,分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编排。记事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主要记录谋臣策士有关谋议及游说之辞,对当时各诸侯国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多有反映。文笔恣肆生动,酣畅淋漓,写人栩栩如生,叙事曲折完整,大量运用夸张、比喻、排比等手法,并杂以寓言故事,以增强表现力。对后代历史著作和叙事散文具有很大影响。原有后汉高诱注本,后因残缺,宋曾巩、姚宏、鲍彪、元吴师道、清黄丕烈等续有补注本。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汇注本,并附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关帛书,颇便参考。

☚ 国语   史记 ☛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刘向所撰。
最初名称并未统一,《国策》、《修书》、《长短书》等均为其别名;卷数也不一定,《汉书》艺文志中载为三十三卷,《隋书》经籍志中则只有三十二卷。
此书内容以叙述战国时代周天子,以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各国之历史为主。其年代续《春秋》之后,至楚汉兴起时为止,前后大约包括二百四十余年左右的记事。在所有记载这段时期的史书中,只有《战国策》堪与《国语》并驾齐驱,记载非常可靠。
注释方面,《战国策》的注释名义上虽然是由高诱所作,但是实际上只是宋朝姚宏,根据高诱注释的残本,加以整理而成。

☚ 战国策▷   夜行而昼伏。 ☛

战国策

《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刘向所撰。

最初名称并未统一,《国策》、《修书》、《长短书》等均为其别名;卷数也不一定,《汉书》艺文志中载为三十三卷,《隋书》经籍志中则只有三十二卷。

此书内容以叙述战国时代周天子,以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各国之历史为主。其年代续《春秋》之后,至楚汉兴起时为止,前后大约包括二百四十余年左右的记事。在所有记载这段时期的史书中,只有《战国策》堪与《国语》并驾齐驱,记载非常可靠。

注释方面,《战国策》的注释名义上虽然是由高诱所作,但是实际上只是宋朝姚宏,根据高诱注释的残本,加以整理而成。


《战国策》 - 中外名书奇书 - 可可诗词网

《战国策》

《战国策》

为战国时期的记言之书,内容以战国时期游士的说辩书信为主。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游说之风盛行,当时已有汇编成集供游士揣摩练习的专门书籍流传,称做《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秦统一六国后,此书被焚禁。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秘府藏书,始将这些性质相同而来源不同的著作合编为一书,定名为《战国策》,又简称《国策》。共33篇,497章。按十二国分类,其中《东周策》1篇,《西周策》1篇,《秦策》5篇,《齐策》6篇,《楚策》4篇,《赵策》4篇,《魏策》4篇,《韩策》3篇,《燕策》3篇,《宋策》、《卫策》合为1篇,《中山策》1篇。是记载战国时期历史的重要史籍。文字描述也十分精采,其中许多篇章成为后世学习古典文学的范文。该书所产生的时代,如《淮南子·要略》所说:“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速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因此该书的涉及范围很广。其中如《庄辛论幸臣》、《楼缓虞卿论割地赂秦》、《苏秦以合纵说赵》、《张仪以连横说秦》、《司马错论伐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等章,分析形势,论辩得失,论点明确,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表现出战国纵横家和游辩之士的特点。《聂政刺韩王》、《荆轲刺秦王》、《吕不韦相秦》、《苏秦止孟尝君入秦》、《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不死之药》、《鲁仲连义不帝秦》、《触龙说赵太后》等,情节曲折,语言夸张,故事性强,结构完整,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在写人记事方面,《战国策》较《左传》更具艺术性,被认为是古代“文辞之最”、“行人辞命之极”。注本有东汉高诱注及南京姚宏、鲍彪的续注、新注。元吴师通在鲍注基础上又作有校注。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姚本为底本,将鲍、吴诸人注文及清黄丕烈《战国策札记》汇集一起,出版有校点本,全3册,为目前较好的版本。1985年曾予重版。此外,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与该书性质相同的帛书,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缪文远有《战国策考辨》,系统考证该书的资料来源和系年等,可备参考。


古代兵法之《战国策》原文和鉴赏 - 可可诗词网

战国策

 [原文] (节选)

卷三 秦一

苏秦说秦惠王任武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餝,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橦,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踵],……期年,揣摩成,……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廓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

 

以乱攻治者亡


 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仑空虚,悉其十民,张军数(千)[十]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也]。(罪)[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且臣闻之:“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帅天下将甲百万,左饮于淇谷,右饮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领,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伤。……,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卷四秦二

陈轸论一举而兼两虎


 楚绝齐,齐举兵伐楚。陈轸谓楚王曰:“王不如以地东解于齐,西讲于秦。”
 楚王使陈轸之秦,秦王谓轸曰:“子秦人也,寡人与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亲国事也,故子弃寡人事楚王。今齐、楚相伐,或谓救之便,或谓救之不便。子独不可以忠为子主计,以其余为寡人乎?”陈轸曰:“………王不闻夫管与之说乎?有两虎诤人而斗者,管庄子将刺之。管与止之曰:‘虎者,戾虫;人者,甘饵也。今两虎诤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各。’齐、楚今战,战必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
 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 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

卷五秦三

范雎论远交近攻


 雎曰:“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 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赉盗食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厚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

卷十二齐五

说齐闵王后起远怨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 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力,则不能远杀矣。矢非不铦,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割)[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溯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鹜, 河、 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蒲]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矣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蒲]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
 “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术者而求伯,则远矣。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 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 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代而好挫强也。
 “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 夫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藉与多而兵劲,则(事)[是]以众强适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小国之情,莫如(仅)[谨]静而寡信诸侯。仅(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摈祸,[稸积]朽腐而不用,币帛矫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故曰: 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强袭郢而栖越,身从诸侯之君,而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谋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昔者,菜、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越而灭,蔡恃晋而亡。此皆内长诈,外信诸侯之殃也。由此观之,则强弱大小之祸,可见于前事矣。

卷十三齐六

鲁仲连论田单攻狄


 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田单乃惧,问鲁仲子曰:“先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子曰:“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篑,立则丈插,为士卒倡曰:‘[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云曰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灾上之虞,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田单曰:“单有心,先生志之矣!”
 明日,乃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乃)[及],援桴鼓之,狄人乃下。

卷十七楚四

魏加论临武君不可为将


 天下合从。赵使魏加见春申君,曰:“君有将乎?”曰:“有矣,仆欲将临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时好射,臣愿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
 加曰:“异日者,更赢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赢谓魏王曰:‘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赢曰:‘可。’有间,雁从东方来,更赢以虚发而下之。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赢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而鸣悲。飞徐者,故疮痛也; 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至)[去]也。闻弦音引而高飞,故疮陨也。’今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拒秦之将也。”

卷十九赵策二

苏秦说赵王合从摈秦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 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 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众寡、贤与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节固已见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
 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见破于秦,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言之哉! ……

卷二十赵策三

郑同论赵王不好兵


 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传)[博]士也,何以教之?”郑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问。虽然,王致之于前,安敢不对乎! 臣少之时,亲尝教以兵。”赵王曰:“寡人不好兵。”
 郑同因抚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尝以兵说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许由乎?许由无天下之累,故不(受)[爱]也。今王既受先王之传,欲宗庙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随侯之珠,持丘之环,万金之财,时宿于野。内无孟贲之威,荆庆之断,外无弓弩之御,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圉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
 赵王曰:“寡人请奉教。”

卷二十二魏策一

吴起论河山之险不足恃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鍾)[错]侍(王)[坐],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 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

卷二十五魏策四

论强国不可恃


 八年,谓魏王曰:“昔曹恃齐而轻晋,齐伐厘、莒而晋人亡曹。缯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缯。郑恃魏以轻韩,[魏]伐榆关而韩氏亡郑。原恃秦、瞿以轻晋,秦、翟年谷大凶而晋人亡原。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此五国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独此五国为然而己也,天下之亡国皆然矣。夫国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变不可胜数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辑,而不可恃者; 或有诸侯邻国之虞,而不可恃者; 或以年谷不登,畜积竭尽,而不可恃者; 或化于利,比于患。臣以此知国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质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变,是王独受秦患也。即王有万乘之国,而以一人之心为命也。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

卷三十燕策二

说燕王合纵


 或献书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恶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国安长久,万世之善计以。事强而不可以为万世,则不如合弱。将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
 “比目之鱼,不相得则不能行,故古之人称之,以其合两而如一也。今山东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东之知不如鱼也。又譬如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然而山东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车士矣。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为也,山东之主遂不悟,此臣所为山东苦也。愿大王之熟虑之也。
 “山东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国者可长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韩、梁之西边。此燕之上计也。不急为此,国必危矣,(主)[王]必大忧。今韩、梁、赵三国以合矣,秦见三晋之坚也,必南伐楚;赵见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秦久伐韩,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窃为王计,不如以兵南合三晋,约戍韩、梁之西边。山东不能坚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晋也。

卷三十二宋卫策

墨子论楚攻宋


 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谓之曰:“吾自宋闻子。吾欲借子杀(王)。”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王)。”墨子曰:“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城,宋方五百里,上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犀兕糜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恶)以王吏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卷三十三中山策

白起谏伐赵


 昭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铺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人数倍于赵国之众,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攻,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以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合)[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应侯惭而退,以言于王。

 [鉴赏]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策谋和言论之总集。在该书尚未编成册之前,社会上早已流传着《国策》、《国事》、《表书》、《矩表》、《事语》、《修书》等多种抄本。只是到西汉末年的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才把它们汇订为33卷,并取名《战国策》。
 《战国策》在流传过程中,于宋代就已有缺佚,北宋文学家曾巩(公元1019年—公元1083年)为其作了订补。《战国策》的注录有东汉高秀(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出所注;元吴师道也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流传千世的《四部备要》底本之《战国策》虽亦为33篇,但与刘向之作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了。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书名为出土整理后所加)的帛书,对《战国策》的校正和研究又提供了新的资料。《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中有10章见于《战国策》,8篇见录于《史记》,去其重复,剩下来的为古佚书。其内容、形式和性质,大体与《战国策》相同,这些帛书深入地下,可避免汉以后2000年间可能引起的传抄刻印的错误,更近于原始面貌,故对于研究《战国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88年岳麓书社利用其研究成果出版了《国语·战国策》,它是在《四部备录》底本的基础上,在标点分段等方面更正了个别讹误。
 相传,《战国策》成书后,史学界才有“战国”时代之称。故至今对“战国”的起止时间还说法不一 。司马迁的《史记》说始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此说法现为人们通用; 司马光《资治通鉴》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承认韩、赵、魏为诸侯作起始时间; 吕祖谦《大事记》说始于周敬王39年(前481年),以便上接《春秋》;林春溥《战国编年》和黄式《周季编略》都说起于周定贞王之年(前468年)。战国止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统一中国的说法较为统一。这样,战国的起止时间就有近80年的出入。《战国策》作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策谋和言论的汇编。虽记载着上起战国初年,下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间,约250余年史事,但各篇主要是战国后期谋臣策士的言论记录,与史学界的争议关系不大。再说,《战国策》中的文章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虽其中许多史事记录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但也有游说之士的夸饰附会之辞,以及托名的拟作。故不会把其全作信史看。
 尽管《战国策》存在一些夸大、附会和荒诞之处,但它不失为一部集各种思想于大成的不朽著作,展现了古人的思想方法和高超谋略,对后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存《战国策》共有33篇。其中东周一卷,西周一卷,秦五卷,齐六卷,楚、赵、魏各四卷,韩、燕各三卷,宋、卫合为一卷,中山一卷。每卷都记录着若干件史事。凡每记叙一件史事,无论是寥寥数语或是长篇大论,均自成一篇。但原本各篇没有标题。人们为了便于翻检和阅读这部约20万字的著作,有的按各篇的中心意思拟出标题,有的则基本上以各篇之开头一句话作为全篇标题。不管标题方法如何,全书总共494篇。
 如前所述,《战国策》的内容既涉及到治国安邦之方略,也有不少琐碎之事。军事方面的吏事、谋略等内容也非常之多,军事思想十分活跃,体现了以纵横家为主的,包括法家、墨家、儒家、黄老学派等多种军事思想。现概述如下:
 一、对战争与霸业的关系认识各异
 战国时代是一个由封建诸侯割据,过渡到全国统一的动荡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互相争雄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当时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所有领域都围绕着争雄称霸这个宗旨运转。为了争雄称霸,对运用“战争”这个武器的思想方法也故然不同。有的积极主战,认为文治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用武,战争是文治的继续,用战争兼并别国是争雄称霸的最好途径。有的则厌战,认为战争只会招致祸患,即使要承受别人强加的战争,也要“后起”,主张用谋略而“折冲尊俎”。如《苏秦说秦惠王任武》就是主张用武力统一天下的典范,他向秦惠王历举了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众多帝王和诸侯,说他们没有不使用武力的。有的人曾使用文治。依靠法令治理人民,结果却适得其反,“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兼并诸侯,统一天下,“非兵不可”。《郑同论赵王不好兵》也认为“非兵不可”。郑同针对赵惠王“寡人不好兵”的观点,则举例说服之,说一个有“万金之财”的人,没有自卫能力是绝对不行的。一个有土之君遇到“强贪之国”、“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离开战攻守御之具,就只有束手待毙。因此,要注意武力的作用。象纵横家伪托之作《说齐闵王后起远怨》,虽然与《苏秦说秦惠王任武》均系托名之作,但观点完全不同。《说齐闵王后起远怨》倒是黄老学派思想浓重,作者认为战争不能达到称霸的目的,战争只能有害国家,特别是穷兵黩武,必将招致祸患,说“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之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并认为“祖仁者王,立义者霸,用兵穷者亡”。作者还认为,最高明的“攻战”不是用兵,而是运用巧妙的策略和手段,“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这就能做到“五兵不动而诸侯从,辞让而重赂至矣。”这叫做“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
 当然,在战乱纷飞的历史背景下,战争是不依厌战之士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主张用战争先发制人,还是立足于后发制人,都不能回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客观规律。
 二、军事同盟的态度积极而唯利是图
 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军事同盟和瓦解对自己不利的敌对同盟,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特别是春秋时代的诸侯会盟,或互派使臣访问,甚至有周郑互相交质以为取信于协调之先例,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争雄称霸,更为重视军事同盟,甚至不惜养活大批游说之士,以专门促成军事同盟的建立、破坏对己方不利的敌对同盟。据《史记》记载,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象《齐人有冯谖者》(本书未录),就是一篇记载孟尝君收留一个叫冯谖的士的文章,说冯谖开始为生活待遇问题老在公众面前发牢骚,孟尝君对这位尚未有功之士十分客气,冯每次闹事而提出的要求均一一予以答应,弄得其他谋士都不能理解孟尝君如何这样克制,可见,孟尝君当时养士求贤之心多么实诚。当然,这些谋说之士为其主人也出了不少力。涌现了诸如公孙衍、苏秦、张仪、黄歇等一大批重要人物。他们为战国七雄争霸过程中的军事同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国的军事同盟以“合纵”、“连横”为表现形式,所谓“合纵”、“连横”;《韩非子·五蠹》解释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秦、齐二强并争,“纵”、“横”一般是针对或围绕它们两个国家展开的。当齐衰落之后,秦才成了连横的中心,合纵对抗的对象。
 自公元前324年由公孙衍率先发起“合纵”,公元前322年由张仪率先倡导“连横”起,到秦统一中国,军事同盟的缔结始终是各诸侯国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公元前324年由公孙衍鼓动魏、赵、韩、燕、中山(被魏于公元前406年灭后又复国)“五国相王”,(合纵)用意是联合抗秦。与此同时,秦派相国张仪与齐、楚结盟(连横),与五国对抗。公元前322年,张仪跑到魏国、鼓动魏、韩与秦结盟(连横),以攻打齐、楚,后被魏发现张仪是为秦活动,驱逐了张仪,连横才告吹。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又结盟抗秦,后因盟主楚不太卖力,致使这次结盟行动以败北告终。公元前314年秦又迫使韩、魏和自己结盟,与当时已结盟的齐、楚形成两大对立集团。以上仅有十年之历史,军事同盟多次缔结和变故。可见当时对建立军事同盟是何等积极。
 但是,各诸侯国都想争雄称霸的性质,决定了军事同盟往往缺乏总体战略眼光,而出现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现象。如前所说的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结盟抗秦的举动,作为盟主,楚国却不出兵,靠韩、赵、魏为主去抗秦,当然难免以败北告终。楚国衰落的教训更为深刻,楚与齐结盟后,本来秦国一时是无可奈何的。秦为了拆散齐、楚之盟,派张仪去楚。鼓动楚国背齐联秦,并许以商、于之地600里给楚作为诱饵。楚怀王就利欲熏心,以为可以不战而得地。便满口答应。齐、楚盟约被破坏。随后,楚向秦索地,秦食言变卦,说只给商、于之地六里,楚怀王大怒,逐发兵攻秦。两军交战,楚大败。由于楚弃齐盟秦的行为恼怒迁齐,公元前301年,齐又联合韩。魏趁楚元气大伤之机,举三国盟军向楚发起进攻,结果使楚陷入分崩离析状态。类似这种以各自极端利益出发,而影响军事同盟之合力的现象,无疑是除秦之外的其他六国日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军事计策的运用登峰造极
 俗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蔼亮。”战国时期谋臣策士可谓多如牛毛,而且这些由贵族中最低一级挣扎的出来人,通过刻苦钻研学问,练习武术等等,确有一些本事,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评价这些士说:“人则可以威胁所在国的国君,出则可以威胁邻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
 《战国策》反映这些谋臣策士的计谋可谓通贯全篇,战略范畴的谋略,有上文所说“合纵”、“连横”,还有“远交近攻”等等。如《范雎论远交近攻》为秦昭王解决了一个如何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的重大战略问题,范雎对昭王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昭王听取了他的意见,并将此战略之策在秦贯彻近百年,最后取得了统一中国之大业。正如李斯《谏逐客书》中所评价的:“昭王得范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战役战斗范畴的计谋更是彼彼皆是,如《陈轸论一举而兼两虎》,是陈轸在齐与楚交战之际,怕秦国帮助它的盟国而出兵一起攻楚,便主动去秦国献谋,他向秦惠王说:“今两虎诤人则斗(喻齐楚交战)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名。齐、楚今战,战必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这一计谋对稳住秦惠王的阵脚、瓦解齐秦联盟故然会起到重要作用。再如《惠施论楚毁齐》则是一个典型的“借刀杀人”之计谋。本来魏国被齐打得惨败,魏准备孤注一掷向齐开伐报仇的,惠施却给魏惠王献谋,要惠王改变王者的服饰,屈节下人去朝拜齐王。当时战国七雄都是平等的国家,齐竞让魏王称臣,其它国家是非常妒嫉和憎恶的。果然,楚王大怒,赵王感到齐国太过份,而出兵攻打齐国,直到齐军大败于徐州。
 《战国策》在计谋的运用方面还有反间计、连环计等等,无所不有。真可谓运用计谋已达登峰造极之程度。
 四、军事改革的决心坚韧不拔
 在改革中求发展、求生存,是战国时期的另一重大特点。许多君王智士深刻认识和体会到墨守陈规必然被动挨打,乃至衰亡。大胆改革锐意进取方能强大。因而,《战国策》记录了许多锐意改革之史事。如《赵武灵王论胡服骑射》记录着公元前307年武灵王下令实行“胡服骑射”,并首先从自身做起。即废弃宽袍长袖的传统服装,改穿短装、束皮袋,着皮靴之胡人服装,训练在马上射箭的技术,发展骑兵。可遭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反对。用传统的“礼”、“俗”来批评武灵王,说实行胡服骑射是“近蛮夷之行”,是变俗、违礼、离径叛道行为。武灵王对这些激烈反对者,耐心说服,严厉驳斥,他说:“夫服者,所以使用,礼者所以便事也。”“礼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反古未足非,而循礼未足多也”。可见武灵王进行改革的坚决性和魄力。确实,在未实行胡服骑射前,连小小的中山也敢欺负赵国,武夷王实行胡服骑射后,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其它改革措施,果然灭掉了中山、破林胡、楼烦,建立了云中和雁门两个郡,辟地千里,使赵成为七国中的强国之一。充分显示了胡服骑射之改革的功效。
 军事改革在《赵武灵王论原阳为骑邑》、《赵奢与田单论用兵》等篇章中也作了充分的描述,围绕军事训练的方法,武灵王改革了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重甲修兵”的传统作法,针对战争的规模、方式和使用兵力数量问题,赵奢驳斥了田单“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的陈规陋习。这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进行军事改革的措施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战国时代由于出现了赵武灵王、商鞅、苏秦、张仪、赵奢等一大批改革家。所以,社会进步较快,兵器和军事设施的发明也多。如远射武器弩,攻城用的云梯,水战用的钩拒以及关塞、辽望亭、城堡、长城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战争的方式,逐步用大规模的车、步、骑混合的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代替了春秋时期的车阵和正面冲击战。包围、迂回、奇袭、伏击等各种战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当然离不开改革者坚韧不拔的努力。
 《战国策》还有许多军事思想也是颇有见地的。如《范雎论攻地与攻入》,《吴起河山之险不足恃》,向起重视民心士气而“计利形势”、苏代提出要防止第三者坐收渔人之利等观点,都是很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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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纵横家书的汇编,为游说之士纵横各国、出谋划策的言行辑录,属 “杂史” 范围。西汉成帝时,刘向奉命整理皇宫藏书,发现有各种版本的纵横家书,或名 《国策》,或名 《国事》,或名 《短长》,或名 《事语》,或名 《长书》,或名 《修书》,都没有作者或编者姓名,残缺错简很多。刘向按照国别,将这些断简残编汇成一书,定名为《战国策》。刘向编校成书的《战国策》 三十三篇,分为十二国,是为古本。但因其杂有纵横权谋之术,为儒家所排斥,故传诵者少,到北宋时已经残缺。后经曾巩校补,凑足了刘向古本的篇数,分为《西周策》、《东周策》、《秦策》、《齐策》、《楚策》、《赵策》、《魏策》、《韩策》、《燕策》、《宋卫策》与 《中山策》等,是为今本。但近人罗根泽等却主张《战国策》为楚汉之际的蒯通所作,这位蒯通就是劝说韩信脱离汉王刘邦、独树一帜以成三家鼎立格局的游士。《汉书·蒯通传》说: “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 《隽永》。” 看来,蒯通多少与 《战国策》有些关系。《战国策》虽然以记谋士说客的言辞为主,但也保存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其中多为 “独家新闻”。从文章的角度说,《战国策》历来被人称道,尤其是其辞令之美和雄辩的风格,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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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所编纂的一部纵横家说辞和权变的故事汇编。经汉代学者刘向汇集整理。全书33篇,因为它的内容主要是记录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策谋,故定名为《战国策》,简称《国策》。《战国策》基本上依据《国语》的体裁,以记言为主,按国别划分,全书计有东周1篇、西周1篇、秦5篇、齐6篇、楚4篇、魏4篇、赵4篇、韩3篇、燕3篇、宋与卫1篇、中山1篇。记事年代上起于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270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
 《战国策》作为一部史书来说,它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战国策》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思想。《战国策》的权变故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多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战国策》中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如果说这部书还有某些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对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复杂斗争形势做了记录,对当时统治阶级和政客们的权谋、诡诈、角逐,在客观上做了暴露。当然,书中也记载和歌颂了统治阶级中某些有政治远见、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人物和他们的生动事迹,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荆轲刺秦王等。另外,有些篇章虽然原意只在歌颂某人的机智,但内容也很有教育意义,如触龙劝说赵太后不要溺爱幼子等。还记载了许多寓言,如狡兔三窟等,都有很深的哲理。

战国策

书名。又称《国策》、《短长书》等,汉刘向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记载三家分晋以后至楚汉未起之前战国时期的重要史实,以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言论为主。分为秦、楚、燕、齐等十二国策。司马迁作《史记》时,多采用其文。汉高诱注,凡三十三卷,为今通行本。

战国策【同义】总目录


短长长书战国策

战国策

历史散文集。原作者不可考。研究者一般认为是战国末年秦汉初期人所撰。 三十三卷。此书在当时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西汉刘向校编,去其重复,成此编,遂传至今。 分东周、 西周、 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国策。四百八十六章。记事起自东周定王十六年(前453),止于秦二世元年(前209),概括春秋末至秦240余年史实。战国时兼并战争激烈,所谓纵横家的谋划常常关系一时成败,“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战国策》对这些士人言行多有论述。谋臣策士为说动君主,用心揣摩,使得此书文辞华赡,纵横捭阖,更富文学色彩。叙事立论,无不曲尽其意,或用生动比喻,或引历史掌故, 或借寓言故事,千回百转,引人入胜。故事情节曲折完整, 人物性格鲜明。事物描摹尽相传神。最早注文为东汉高诱注,最佳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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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传为战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西汉刘向整理后篇订为三十三篇。宋时有散佚,由普鞏重为订补。分为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记载了春秋末年至秦二百四十余年史事。对当时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特别是策士的活动作了记述。对研究古代战争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战国策》

战国时代国别体史料汇编,优秀历史散文集。起初名称不一,内容零乱。记载战国至秦汉时期纵横家的活动和言论。《汉书》记载有207篇,刘向按时间编定为33篇,计西周1篇,东周1篇,秦5篇,齐6篇,楚、赵、魏各4篇,韩、燕各3篇,宋、卫合1篇,中山1篇。但在流传中散佚了11篇,北宋曾巩重新补足。共460章(或497章)。记载了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共270年中发生的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史事。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战国纵横家的著作27篇,325行,11000余字,经整理,定名为帛书《战国策》或《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

《战国策》zhanguoce

先秦国别体史料汇编。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名称,错乱糅莒,散见于世。后经西汉刘向整理校订,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12国顺序,编为33篇,定为此名。书中所记,主要是战国纵横家的言行,为当时此派人物所记录,以供揣摩学习。本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此书性质、内容十分相近。或有人以为此书作者为汉初蒯通,不可信。
此书通过所记谋臣策士的言论与活动,反映了战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面貌,其思想和风格都带有浓厚的纵横家色彩。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是“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权谋之徒,见贵于俗”(刘向《战国策叙序》)。因而书中一再强调谋略的重要,记载了很多纵横捭阖,扶危持倾之术,并极力突出士的作用,强调“士贵,王者不贵”;作者大力宣扬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甚至公开鼓吹去攫取势位富贵,并认为“廉”、“信”等传统道德观念不足取,突出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有些章节也表现出其他方面的进步思想,如重视“民”的作用、赞扬具有崇高品质的人物、揭露批判腐朽残暴的统治者等等。
书中记载的辞令恣肆辩丽,纵横驰骋,感情充沛,气势雄壮。说者敢于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为了打动人主,总是尽力从不同方面分析形势,指陈利害,甚至故意张大其辞,危言耸听,务求造成强烈的效果。在说理叙事时,又极尽敷张扬厉、铺采摛文之能事,使文章辞采富丽,形象鲜明,极富感染力。如张仪说秦王、苏秦说齐宣王等处均有这种特点。书中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说明道理,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如庄辛说楚襄王,用蜻蛉、黄雀、黄鹄层层为喻,由小及大,说及襄王自身,竟使其“颜色变作,身体战栗”,受到强烈触动;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是用自己被妻、妾、客蒙蔽的小事为例,举一反三,使之受到启发。书中有很多趣味盎然的寓言,如画蛇添足、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狐假虎威等,都能以浅喻深,寄寓哲理和讽刺。书中描写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往往有意突出主人公性格的某些方面,并注意揭示其内心世界,使其形象真实生动。如《秦策一》记苏秦以连横说秦,就着力渲染他在失意时发愤夜读的情景,刻画了一个坚韧顽强、勇于进取的先秦游士形象。作者善于在曲折恢奇的情节中通过细致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如《齐策四》就是通过冯谖三次弹铗歌唱和收债时矫命焚券并为孟尝君营造三窟的情节,表现了他自尊自负的个性和识高胆大的奇士风采。触龙说赵太后一节也是通过两个老人的对话和动作使其性情神态跃然纸上。
此书对后代的辞赋、史传散文和论说文都有重要影响。注本有东汉高诱《战国策注》、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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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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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战国时代游说之辞的一部书。作者无考。原书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的名称和本子。经西汉刘向整理校定,按战国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的次序,编定为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当时纵横家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写他们善于分析形势,掌握各个国君的心理,因势利导,使听者信服,往往一席话,就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局势,甚至影响或改变各国之间的关系。书中也写了一些济弱扶危、反抗强暴的义侠之事,表现了要求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居安思危,重视争取民心的进步思想。不少篇章有很高的艺术性。语言绚丽,文笔铺陈,刻画细腻。尤其是记述纵横家的游说之词,善用排比、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段,并常以寓言说理,以小喻大,深入浅出,入情入理,有说服力,表现了纵横家巧弄机锋和狡黠的辩术。所写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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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活动记。三十三卷(篇)。关于此书的编著者,学术界争议颇多,迄无定论。有人认为是西汉初的蒯通,也有人主张是汉武帝时的主父偃。比较合理的看法是,此书非出于一时或一人之手,乃战国至秦汉间一些谋臣策士为揣摩外交策略、练习游说辩论技巧,不断搜罗有关资料编集而成。蒯通和主父偃等人可能都曾编集过一部分资料。至于书中的各篇,大抵由各国史官或策士分别记录编写,有的还经过后人的不断加工,来源复杂,具体作者已无法考定。西汉以前,此书流传着好些不同写本,《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即多属此类。西汉末,刘向奉诏校书,见皇家图书馆中有不少记载纵横家说辞的本子,内容庞杂,体例不一,文字也多有错乱,遂将《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书中各篇,按国别和时间先后,加以编次,删并重复,定为三十三篇。他认为这些都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战国策书录》)。此后,此书在长期的流传中,颇有散佚,至北宋中期,已缺失十一篇,经曾巩访求士大夫家藏本,才重新补足了三十三篇之数。是为今本《战国策》之来源。全书分国编排,凡西、东周各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一篇,中山一篇,计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多章的)。所记史事,最早为公元前490年晋范氏、中行氏之败亡,最晚为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战国策》属记言体史著,主要记录了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国君主和相互辩论的言辞,对当时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事件,尤其是公孙衍、张仪、范睢、苏秦、虞卿等智谋之士展开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以及士人阶层运用自己口才和活动影响各国君主的情况,均有生动记载。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由激烈的兼并战争走向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时代,史事错综、头绪纷纭。但由于当时各诸侯国对某些文献的销毁,特别是后来的秦始皇焚书,使这一时期留下的直接历史记载相当稀少。这就使此书的记载显得更为珍贵。如关于战国初期魏国霸业的形成和魏、齐争雄情况,《史记》中均语焉不详,此书《魏策》中对此却有比较清楚的记载。对于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约集诸侯举行逢泽(今河南开封东南)之会,会后率十二诸侯朝见周显王之事,《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均记此事为秦孝公主持,而此书之《秦策五》、《秦策四》、《齐策五》、《韩策一》则皆明言为“魏王”主持,其说恰与《韩非子·说林上》相合,因而有相当的可靠性。又如《史记·燕世家》误以公元前314年齐攻燕、杀燕王哙及子之事属齐湣王,《燕策一》则记为齐宣王,与《孟子·梁惠王下》所记合。此外,书中不少篇章还反映了当时人比较深刻的政见。如《齐策·邹忌脩八尺有余》中通过邹忌讽齐威王纳谏,提出了当权者容易受蒙蔽的道理,《赵威后问齐使》表达了赵威后重视人才的观念和民本思想;《楚策》中的《庄辛谓楚襄王》通过生动的比喻,说明亲信小人,一味享乐,不顾国事,必招败亡的道理;《魏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中叙唐且不辱使命,提倡了威武不能屈的士人气节。因而,此书在战国史研究领域,向来被作为最重要的基本依据之一,具有他书不可替代的价值。司马迁撰《史记》,就有不少地方参考了此书,其《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聂政、荆轲等传几全录此书的原文。
此书的文字,具有战国、秦汉间辩士善于运用逻辑推理进行铺张和针对对方心理展开雄辩的特点,说理透彻,比喻生动,摹状人物绘声绘色,故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有着相当的地位和影响。
作为一部史书,此书的缺点主要是出于游说需要,往往夸大事实,甚至不惜任意编造,尤其是不适当地夸大了游说之士在战国政治中的作用。因而,在使用这些记载时,必须和其他先秦史籍进行比勘考核,方能增加其可靠性。
为《战国策》作注,最早有东汉的高诱,不过其注释到北宋已有散佚。南宋时,在曾巩补编本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两家注本。一为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他搜集当时十余种本子,加以整理校注,特点是忠于原作,对原本的讹文异字和残缺之处,也能阙疑待证。其书成于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不久即有刻本行世。此本经清代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高诱残注和姚宏续注。另一为缙云(今属浙江)鲍彪注本。此本对原书作了重新编次,按国别分为十卷,章次也有调整。各国之下,按《史记》标出君王世次,分隶策文于其后,隐含编年之意,所作之注远较高诱为详。缺点是有时改易旧文,不免武断。有鉴于此,元吴师道复据鲍本作《战国策校注》,对鲍本之误有所更正,有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四库总目提要》称:“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战国策》即据此影印,今通称鲍本。有关此书的研究尚有清黄丕烈《战国策札记》、程恩泽《国策地名考》、顾观光《国策编年》、张琦《战国策释地》,近人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以及日本独碕哲夫《战国策考》、横田惟孝《战国策正解》等。1987年巴蜀书社出版的缪文远著《战国策新校注》,在前人校注的基础上,参考新出土的竹简、帛书、铜器、石刻等,对此书作了进一步研究注释。另有198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正男著《战国策初探》,也可参考。此书较通行的版本还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和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后者以《士礼居丛书》本为底本,汇集姚、鲍各家注释而成,末附刘向《战国策书录》等相关文章十三篇以及于鬯《战国策年表》、《战国策人名索引》、《战国策部分篇章通用篇名》、《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图》等。
除以上诸本外,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还发现了一批性质相近的战国纵横家作品,凡二十七章,一万一千余字,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另十六章为失传已久的佚书,它保存了流行于西汉以前而未经刘向整理的纵横家书原貌,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上海古籍版《战国策》书末也附有这批出土帛书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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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

书名。记载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略和各国争霸战争的史料汇编。原作者不详,相传系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而成。初有 《国策》、《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等书名和本子。西汉后期,刘向整理中秘藏有的战国史料时,始将这些书加以编校,并定名为《战国策》,列作33篇。篇目计有: 《西周策》 1篇、《东周策》 1篇、《秦策》5篇、《齐策》6篇、《楚策》4篇、《赵策》4篇、《魏策》4篇、《韩策》3篇、《燕策》3篇、《宋卫策》 1篇、《中山策》 1篇。记言为主,言事上继春秋之后周贞定王十六年 (公元前453),下迄楚汉之初秦二世元年 (公元前209),凡245年。所记内容可概作四个方面。其一是某些诸侯国国君重视民本思想,如 《齐策》所记《赵威后问齐使》、《邹忌讽齐王纳谏》、《冯谖客孟尝君》,《中山策》记《昭王既息民缮兵》等篇。其二是战国七雄的国君重用谋士,改革内政外交方略,励精图治,合纵连横,富国强兵,穷兵赎武,企图称王称霸。如魏文侯用法家李悝实行变法,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楚悼王任用吴起治国,整顿吏治,修定法令,重视国防;韩昭侯任用申不害,讲究君王统治臣民的方术; 齐威王任用邹忌改革政治;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发展农业,奖励军功,频频对外发动战争,使秦国成为实力最强的国家,最后蚕食六国,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其三是披露宫廷丑闻和帝王暴行,如郑袖谗害魏美人,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春申君献有孕之妾给楚考烈王,嫪毒乱秦官,吕不韦立子楚,宋康王残暴无比。其四是记载众多游说权谋之士的能言善辩、排难解纷和足智多谋,如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化厉、吴起、鲁仲连、唐睢、荆轲、颜斶等人。《战国策》 既是优秀的历史散文著作,也是生动有趣的文学作品。但因其所述内容系纵横家规谏诸侯国国君 “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以至天下 “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故被视为“毒书”和禁书,流传过程中多有亡阙。刘向编定《战国策》之后,东汉高诱、宋代曾巩、孙元忠、姚宏、鲍彪、元代吴师道先后为之作注和校释。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挖出一些帛书,其内容与 《战国策》相似,计27章,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可补《战国策》之不足。今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85年版本。中华书局出版今人何建章《战国策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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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Zhanguoce

先秦历史散文集。又有《国策》、《国事》等名。最初以单篇形式流传,经过战国末年及秦、汉间学者编纂, 最后由西汉刘向整理成书。全书共33篇,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书中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诸侯的活动和言论, 反映了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书中突出地表现了纵横家的思想, 这些人积极进取,敢想敢说,为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不顾及传统的道德观念。他们不大讲究礼义, 而非常重视智谋和策略的作用, 强调尊重智谋之士, 提高士的地位。另外, 有的作品赞扬了见义勇为,急人之难而不求报答的人,有的告诫统治者关心百姓疾苦,居安思危,戒骄防奢,还有的暴露了统治者的荒奢残忍。总之, 此书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战国策》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书中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行动、语言、神态刻画得细致逼真, 生动展示了战国谋士的精神风貌。书中的游说辞令直率大胆,无所顾忌,同时又表现出很高的论辩艺术。主人公或鞭辟入理地分析形势, 陈说利害; 或针对对方心理,委婉巧妙地鼓动劝说,常常尽力铺排夸张,甚至不惜危言耸听。文章写得气势强劲,感情充沛,文采斐然。书中大量运用比喻和寓言进行说理, 生动形象, 妙趣横生。在文学史上, 很多作家都从中汲取了艺术营养, 汉赋的形成也受到此书的影响。《战国策》的重要注本有东汉高诱的《战国策注》,已残缺,现存元代吴师道的《战国策校注》较为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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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

是战国末年或秦汉间的人编纂而成的一部历史著作。原来有很多名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一直到汉代刘向整理之后,编定下来,并作了个序称《战国策》,才沿用下来。
它的编排体例是按国别分篇,全书共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韩、魏、燕、宋、卫、中山等等,32篇。记事上起于春秋,下至秦灭六国约240年左右的史事。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活动,还记载了许多纵横家及谋士们的活动,有很多奇谋异策保存下来,对后人也是一种借鉴。在记事时尤其突出人物的智慧与谋略,而且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很多篇章赞扬纵横家与笔士们的外交与智谋活动,夸大了他们的历史作用,但保留了丰富的资料。
《战国策》原有汉代高诱注本,宋代姚宏、鲍彪注本,元代吴师道、清代黄丕烈又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旧注汇集整理,并附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可供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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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书名。简称“国策”。是一部贯串着纵横家思想同时兼蓄各家观点的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非出自一人一手,一时一地。后经西汉刘向、北宋曾巩整理。刘向认为此书乃“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故名。本书形象地反映了战国时代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和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势,展现了一幅壮丽的时代画卷;打破了编年体的限制,以人物游说活动为中心,记言叙事;语言闳丽恣肆、气势磅礴,并巧用比喻、寓言,寓理于形。从文学的角度看,本书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在语言艺术的运用上,比《左传》等都显示出长足的进步。参见“历史”中的“战国策”。


战国策

书名。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与言论集。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西汉末经刘向编订为三十三篇,定为今名。宋时因残缺,由曾巩订补。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变其次序,作新注。元吴师道有《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国别体史料汇编。最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修书》等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进行整理,按东周、西周、秦、齐、楚、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次序,编订为33篇,并取名为《战国》。其内容主要是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及有关活动,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各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历史散文集。它叙事生动形象,有不少完整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如《燕策·荆轲刺秦王》中“易水送别”一段,描写了“白衣送冠”的人物形象,并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歌声,渲染悲壮气氛,读来令人极受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个性鲜明,成功地描写了众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如《齐策》记述宣王和颜斶针锋相对的谈话,表现了宣王的专权骄横和颜斶的蔑视权贵。说理论辩,言辞精辟犀利。如“触龙说赵太后”的由近及远,引古论今,“庄辛说楚襄王”的层层设喻均能切中要害,无懈可击。善用比喻、夸张、寓言等多样化修辞手段。如伯乐识马、南辕北辙、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等成为有名的典故,寓意深刻,效果鲜明。《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深远影响,《史记》的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汉赋“铺张扬厉”的风格也直接承自于《战国策》。汉代和宋代之后的许多散文家都明显地得力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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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亦称《国策》、《国事》、 《事语》、 《短长》、《长书》、 《修书》等。传为战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西汉刘向整理后编订为33篇。宋时有散佚, 由普鞏重为订补。分为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策。记载了春秋末年至秦间的240余年史事。对当时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特别是策士的活动作了记述。对研究古代战争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战国策/战国策校注/战国策/战国策集注汇考/战国策故事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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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

共33篇。汉刘向编。作者不详。有《国策》、《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短长》等别名。内容记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谋略及言论,起自战国初,至六国亡,共240年。其文犀利明快,长于辩论,语言夸饰生动,善用比喻、寓言,对后世散文影响甚巨。其注本以汉高诱最早,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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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

全三册。附有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与《战国策》有关的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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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三十三篇。西汉刘向(前79—前8)编次。刘向字子政,初名更生,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著名经、目录学家、文学家。出身于西汉宗室,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刘向十二岁被任为辇郎,二十岁被擢为谏大夫。后因献书汉宣帝,称据此书可炼出黄金,而宣帝“费甚多,方不验”,因此大怒,将刘向入狱,并判死刑。后经其父兄多方营救,才免于一死。此后刘向专心于经学,逐渐成为经学大师。元帝即位后,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因上书弹劾外戚宦官专权误国,被再次投入牢狱,免官多年。成帝即位后,又陆续升任为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受诏领校中秘图书,从此刘向把后半生的精力全部用于学术研究方面,尤其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刘向著述宏富,有《尚书洪范五行传》、《世说新语》、《说苑》、《新序》、《列女传》、《列仙传》,今存世。此外还有《五经通义》、《五经要义》,另有《文集》六卷,均已亡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整理编纂的演说辞和各国史料汇编。全书初无定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经刘向重新校订、编次,分为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这部书所记,上起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下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继位,共二百四十五年间之历史。全书按国别编排,计有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三国各四篇,韩、燕两国各三篇,宋、卫合一篇,中山国一篇,共三十三篇。《战国策》主要记载当时各国谋臣策士的游说和互相辩驳之辞,书中反映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风貌,同时荟萃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对研究战国时期的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是极其宝贵的。汉代司马迁撰著《史记》一书,参考和引用了大量《战国策》的史料。据今人郑良树先生统计,《史记》采自 《战国策》者有一百四十九处,由此不难看出《战国策》一书的史料价值。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与《战国策》有关的帛书,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些内容与《战国策》相同,另有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文,可以从中了解刘向校理之前《战国策》的原貌。由《战国策》汇集的大都是战国策士的游说辩难之辞,因而书中辞彩飞扬,气势奔放,游说者常引用寓言故事以增强说服力,极富文学价值。但也有不少虚妄浮夸之辞,与当时的历史实际是有差距的,因而不能把这些浮夸之辞都视为信史。最早为《战国策》作注的是东汉的高诱。高诱所注《战国策》流传至北宋时,其正文和注解都有散佚。北宋著名学者和文学家曾巩遍访士大夫和藏书家,对高诱所注《战国策》进行修补重编。南宋时,在曾巩补校本的基本上又出现了两个注本,其一是姚宏的续注,其二是鲍彪的新注本。到了元代,吴师道在鲍彪新注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补订正,是为《战国策校注》。清代黄丕烈又以吴师道的校注本为基础,参照各本,撰成《战国策札记》。近人金正烨有《战国策补释》。四川大学古籍所缪文远先生著有《战国策考辨》,旁征博引,对《战国策》一书所涉之历史多有考订辨正,对战国史研究甚有贡献。继而缪文远先生又出版了《战国策新校注》一书,这是目前有关《战国策》最好的校注本。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时代史料汇编。作者不可考,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间人纂集而成。原本卷帙错乱,书名不一,后经刘向整理校订,分为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合为33篇,定名为《战国策》。此书所记自春秋以后至楚汉之起245年间事,内容基本是谋臣策士们游说君主、或相互驳辩时发表的政治见解和阐述的斗争策略。全书思想比较芜杂,但贯穿始终的主要是纵横家的思想。它与《左传》、《国语》相比,语言风格已由简明古朴发展为繁文缛语。书中出色地叙述了策士的说辞;描写人物的技巧显示了相当的进步,往往采用精雕细刻的笔法,勾勒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寓言故事的运用,使其文更显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战国策》中一些精彩的段落,几乎被司马迁一字不改地收入了《史记》,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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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

简称“国策”。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君主或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相传原系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本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名称,西汉时刘向整理,依周、秦、齐、楚、赵等12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33篇,并定名为《战国策》。后有汉高诱注本、宋姚宏注本,分定33卷,流传至今。其中《齐策》6卷,59篇,较全面地反映了战国时期齐国内政、外交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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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zhan guo ce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战国策》zhan guo ce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Unknown

战国策

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原称《国策》、《国事》、《事语》等。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记事起自韩、赵、魏灭智氏(前453),讫于秦二世继位 (前209),记述了二百四十年间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事。宋时已有缺佚,曾巩作了订补。东汉高诱为之作注,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了新注。元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清黄丕烈以吴本为主,参校各本,著《战国策补释》。近人金正炜有《补释》。近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暂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战国策

记录战国时期纵横家们言论的著作。全书三十三篇,分国编排。在时间上起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止于前209年秦三世继位。对各诸侯国之间、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一些著名人物如邹忌、苏秦、张仪、荆轲等人的活动均有很深刻的记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史学界和文学界的重视。早在东汉便有人为《战国策》作注,但在北宋时,《战国策》有部分散佚。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有《战国策》,其中有失传已久的部分内容。现行较好的读本是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战国策》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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