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杜林的论战

一场马克思主义与杜林主义的思想理论斗争。欧根·杜林(1833—1921)是柏林大学讲师。19世纪70年代初，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改革家的面目出现，从1871年至1875年连续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等著作。这就是被恩格斯称为“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三路理论大军”的论著。杜林以此全面攻击马克思主义，声称“革新科学”，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实行“全面改革”。当时不少人对这一“新理论”认识不清，甚至倍倍尔这样的人都曾写文章称颂。杜林主义便在德国党内造成了思想上的很大波动和影响，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关注。1875年哥达合并大会后，李卜克内西多次写信给恩格斯，建议他来制止“杜林热”。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潜心撰写《资本论》，便放下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承担起反击杜林的重任。从1877年1月至1878年7月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后汇编成册，名为《反杜林论》。
论战的具体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在哲学方面。杜林以唯心论的先验论为基础，建立了自己庞杂的哲学体系，宣扬原则先于世界的“世界模式论”。对此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论述了唯物主义物质观、反映论和唯物史观的阶级论、道德论、平等论。并第一次为唯物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完整地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二）在经济学方面。杜林以唯心主义“暴力论”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庸俗经济学体系。他认为，只是由于暴力的作用才产生了私有制，才有不合理的分配形式，因而暴力是一种绝对坏的东西。恩格斯驳斥道：杜林这种论调根本颠倒了事物的真实关系，不是暴力产生私有制，而是私有制产生暴力，并具体分析了暴力的不同性质及其不同作用。反革命暴力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而革命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无产阶级就要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阐述了政治与经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等。（三）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杜林从唯心主义的“理性”原则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以“普遍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由许多“经济公社”组成的联邦。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这种假社会主义，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指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进而消灭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并使作为特殊的镇压力量的国家成为多余。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使人类得到彻底解放，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样，恩格斯通过《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系统地驳斥了杜林主义，这场论战促进了德国党在思想上的巩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有极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