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问录

 哲学笔记。一卷。明清间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撰者事迹参见“《船山遗书》”条)。
 《思问录》是一部思想笔记类的著作，“思”即思考，“问”即自己自提问题，是作者对于读书当中遇到或想到的问题的心得和思索的记录。其内容涉及《周易》、《论语》、《孟子》、《尚书》、《皇极经世》、《太极图说》、《正蒙》等，旁及《内经》、《素问》,以及佛经和利马窦之言，内容相当广博。其绝大多数篇幅是阐发哲学问题的。该书分内外两篇，主旨为“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迫之实。”它进一步阐述了《周易外传》中的“絪缊者，气之母”的思想，提出“絪缊化生”观，以为絪缊变化，初无定质，而后化生出万物。它认为客观实在性即“诚”是太虚(气)的最本质属性，是“物之体”。该书针对“理在气外”观强调指出“气者，理之依也”,无气无理。认为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由阴阳结合而成。认识论方面，提出“尽器则道在其中”,“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的深刻思想。坚持以行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观，知行有别却不分，相互促进，不断深化，“日进于高明而不穷”。书中还阐述了“天地之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认为今日之物非昨日之物，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宇宙是阴阳变合的运动过程，本是含蕴着动静两态，动是动态的动，静是静态的动。守旧物而不能“日新”,就会枯槁而死，若能日新不已，万物则繁然皆备。它提出，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等都是对立的统一，互相渗透、影响、制约。并且，举人事的治乱为例阐明不能把“物极必反”绝对化的道理。该书认为，事物的分化、发展是复杂多样的，无穷无尽的，绝不能机械地加以理解。主张“于象数而得理”,即只能在客观事物及其关系中去探究它的理，而不能主观臆造一个先验之理去限制、规定客观事物。另外，在本书中，对人类历史的进化也有天才的猜测，其中对日月食的论述、对历法的推算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极富启发性。
 清同治三年(1864年)至五年(1866年),曾国藩、曾国荃江宁节署补刻本《王船山遗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王船山先生四种》以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的《船山遗书》将其收入。一九五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思问录》、《俟解》合编本。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合刊本为最佳。

思问录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分内外两篇，各1卷。哲学、伦理学问题集中于内篇。外篇则涉及天文、历数、乐律、医学等广泛内容。收入金陵刻本《船山遗书》。1950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校点本，1956年又与《俟解》合编刊行。书中提出人性是一个通过习行而“继善成性”的发展过程。并由此强调健行不息在人性形成和发展中的意义。认为人性离不开人的学、知、行的自觉活动。“行而后知有道，道犹如路也，得而后见有德。德犹得也。”(《内篇》)视自觉为道德的根本属性，为“人之独”。“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人之独而禽兽不得与，人之道也。故知斯三者，则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国家以此矣。”(《内篇》)同时指出人性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亦不可避免地要为“习气所扇”，故认为“为仁由己”，“心能检性”，要求人们自觉地加强道德修养，“由仁义行”，“好学、力行、知耻”，“不随习以迁”，“斯其所欲，为其所为”，“安而中节”，“不愈矩”（同上），保持纯粹至善的本性。在理欲问题上，则认为人欲是人之生命的必要条件。“甘食悦色，天地之化机也……天之使人甘食悦色，天之仁也。”（同上）提出人欲本身并不具有恶的价值。“物之感，己之欲，各归其所，则皆见其顺而不逾矩，奚恶之有！灼然见其无恶，则推之好勇、好货、好色而皆可善，无有所谓恶也。”（同上）但同时指出作为人之行为公共准则的是“理”而不是“欲”。“有公理，无公欲。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天下之理得，则可以给天下之欲矣。以其欲而公诸人，未有能公者也”。“公欲者习气之妄也”（同上）。该著作对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和规范亦有许多论述。

思问录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分内外两篇。内篇提出“天者器，人者道”、“目所不见，非天色也”、“动静阖辟”等命题。外篇涉及阴阳五行、历法、医学等。后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与《俟解》合刊本。

思问录

哲学著作。王夫之撰。分内外两篇，各1卷。内篇主要论述哲学问题。外篇广涉天文、历数、乐律、医学等各种自然科学问题。书中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是没有“郛郭” 的，从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时空观。驳斥了宋明理学家“理本气末”、“理生气”等唯心主义论点，指出： “太虚，一实也。” “气者，理之依也”，从而论证了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客观实有，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作了朴素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了 “动静皆动”，“静者静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等观点，即认为动是动态的动，静是静态的动，静也是动的一种形式；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从而正确地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将 “天地之化日新” 的自然观运用于人类社会，肯定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都是进化的。在讨论天体运行问题时，强调 “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批评天文学领域中 “以心取理，执理论天” 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但作者抨击利玛窦传入的地圆说这一当时的先进思想，流露出狭隘的民族排外主义倾向。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中华书局点校后与《俟解》合编刊行。岳麓书社新版《船山全书》编入第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