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

建安时代诗歌创作所形成的风格。该时期曹操在群雄逐鹿中，实行诸如抑制豪强兼并，招抚流亡，广兴屯田，恢复生产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逐步统一了北方。在这一过程中，他十分注意延揽人才，任人唯贤，加之曹操父子又喜好和奖励文学，这就吸引了大批文人学士聚集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现代学者所谓的以曹操父子为核心、以“建安七子”为骨干的“邺下文人集团”。这些文人学士，在政治上，是曹操父子的属僚，希望依附于曹氏政权做一番事业；在文学上，他们以诗文相往还，抒发政治理想，赞美亲朋情谊。正是这种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抱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除了个人的特殊风格外，还具有共同的特征：一方面反映汉末社会的动乱，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民生活的困苦和艰辛；一方面表现他们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风格悲凉慷慨，刚健清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正如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与前代诗歌创作相比较，两汉乐府民歌，有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揭露和抨击，质实朴素，但少华彩；汉末文人五言诗，抒发个人的苦闷和追求，委婉蕴藉，清丽流畅，但情绪低沉颓唐，少昂扬之气。而建安诗人则能取前代诗歌所长，继承并发扬其优良传统，无论就其内容的丰富深沉，还是就其艺术表现的多姿多彩，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建安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特色，构成了为后人所称道的“建安风骨”，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辉煌的丰碑，成为后代诗人所追慕的典范。初唐陈子昂面对六朝诗坛“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风气，感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又说“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可见他们说的“汉魏风骨”就是“建安风骨”，这也是他为其诗歌革新主张所树立的学习榜样。参见“汉魏风骨”。

建安风骨

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学风格。建安年间朝代更替，诸强相争，专制统治放松，出现了思想解放、文学繁荣的景象，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如“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穉、刘桢)以及蔡琰等。他们多反映社会的动乱，抒发渴望国家统一、个人建功立业的雄心，作品风格苍劲悲凉，慷慨任气，表现出巨大进取精神和昂扬豪迈的激情，足以代表建安的时代精神。后人将这种文学风格称为“建安风骨”、唐初诗文革新家陈子昂所倡导的“汉魏风骨”，即指此而言，李白亦对“蓬莱文章建安骨”倍加推崇。

建安风骨

后人用以概指建安诗文的特色。其时诗文大抵情辞慷慨，格调刚健遒劲，如刘勰所说“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后人称这种特色为“建安风骨”。又称“汉魏风骨”。

建安风骨

建安年间(196—220)，建安文学最盛。建安文人集团的主要人物就是“三曹”和“七子”。“三曹”中曹操、曹植曾长期活动于山东。“七子”中，孔融、王粲、徐干、刘桢四人为山东人。他们的创作，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从创作态度上说，他们基本上都能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从情调风格上说，大多流宕着一种悲凉慷慨的基调，诚如刘勰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建安时代文学的这些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魏晋风骨”，受到后代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推重，被用来做为反对靡弱诗风的武器。由于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和骨干作家都与山东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建安文学的勃兴、“建安风骨”的形成与齐鲁历史文化是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的。

建安风骨jian’an feng gu

the vigorous and powerful style of Jian'an Literature

建安风骨

文学理论术语。汉末建安时期，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的作家群，身经社会动乱，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的创作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貌，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钟嵘《诗品序》提出的“建安风力”是“建安风骨”的最初表述，刘勰《文心雕龙》中《风骨》、《明诗》、《时序》诸篇则对其作了全面的理论阐释，陈子昂《修竹篇序》又用“汉魏风骨”来指称这一概念。“建安风骨”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理论范畴，其核心内涵即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审美风格，为后世文论家所推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建安风骨jiàn ān fēng gǔ

汉末建安年间，曹操父子和王粲等七子诗文所形成的风格。又称建安体。唐·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