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爱国主义

对于屈原的爱国主义评价，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争鸣：一、如何认识先秦的国家。曹大中认为，中国在先秦时代叫“天下”、“九州”、“四海”，它已是一个整体，先秦的诸侯国及四夷均是隶属于它的地区称谓(《“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雷庆翼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都有人们常说的主权、领土和人民这三项要素”，因此已是国家(《诸侯国即国家》，《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五期)，何明新《屈原只忠君不爱国吗》(《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第 一期)等文亦持此说；张正明则认为国与时人的关系有三种情形：一是出生的“乡国”，二是居住或奉仕的“君国”，三是构成神话谱系的“祖国”，其中乡国和君国或存或亡，边界经常变动，唯有祖国永存不亡(《屈原爱国思想试析》，《江汉论坛》1986年第三期)。二、先秦是否存在爱国观念。曹大中认为先秦时代“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同上，又《论先秦无爱国观》，《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三期)；何明新等则认为先秦不仅存在爱国观念，而且出现了许多爱国行为。三、如何看待屈原固守楚国的动机。曹大中认为他的言行是忠君政治道德观念尤其是忠于同姓之君的政治道德观念的产物；何明新、吴代芳等则认为忠君和爱国在屈原身上都有深刻表现，而爱国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四、怎样评价屈原的爱国思想。薛启达、张之中认为，屈原的祖国观念从根本上说不值得肯定，屈原的爱国思想“狭隘性和保守性多于进步性”(《试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一期》)，江庆柏《不要孤立地评价屈原的爱国思想》(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三期)、刘金明《对屈原爱国主义的再认识》(《宁夏大学学报》1988年第三期)亦持此说；秦德兴则认为屈原的祖国观念“具有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全局性”，他的爱国“包含着进步的理想、热烈的进取”(《也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