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斋札记

 教学笔记。十八卷。明顾宪成撰。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初刻，高攀龙、刘元珍、冯从吾、史孟麟校。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卒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2年),江苏无锡人。明末学者，教育家。万历进士，授户部主事，后擢吏部员外郎，因忤帝意，遂致仕归，修复东林书院，往往讽议朝政，朝中多遥相应和，东林之名由是大著。著有《小心斋札记》十八卷，《证性编》六卷，《东林会约》一卷等，后人汇刻为《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
 是记乃顾宪成为读书及答门人问的笔记，按年代编次，始于甲午年终于辛亥年，每年为一卷。全书总旨乃“性善小心”四字，曾说：“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他针对当时世人往往信不过性善二字，提倡性善论，说他曾参阅《孟子》三年，“以情之善征性之善，而破人之所谓不善。”对于“小心”,他作了解释：“心不逾矩，孔之小心也；心不违仁，颜之小心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虽然人性本善，但久则气拘物蔽，而且有先觉与后觉，闻道有先后，所以教育即要去蔽，先觉者要启发后觉者，使其明善而复其本初，他提出了“性”与“习”的相互关系：“惟知性，然后可与言学；惟知学，然后可与言性。”在学习修养上，他又提出“悟”与“修”的辩证关系，认为“学不重悟则已，如重悟，未有可以修为轻者也，舍修无由悟也；学不重修则已，如重修，未有可以悟为轻者也，舍悟无由修也。”悟修并重，而且还必须发愤忘食，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的原因。他还要求学生“即学且虑”,孟子认为不学而能是良能，不虑而知为良知，而顾宪成进一步提出：不能而学也是良能，不知而虑也是良知，关键在于是否学虑。
 是书每卷均以问答形式阐述圣贤之道为学方法，语言通俗易懂，有极多的口语。《四库全书》著录本仅十二卷，始于甲午年终于乙巳年，仅十二年；《四库存目》著录本为十六卷，增加了丙午至己酉四年，乃其子顾与淳与顾与休增刻本，有蔡献臣序及林宰后序；清康熙甲戌年其曾孙顾贞观又增加庚戌、辛亥二卷，成十八卷。除明万历刻本、康熙年间刻本外，还有光绪丁丑重刊本(泾里宗祠藏板等)。

小心斋札记

明代东林学派的代表作。十八卷。明顾宪成著。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江苏无锡人。其为学“游于诸子百家”，大胆提出“凡读书不论何书，要在立意处探讨，不然六经皆糟粕也”的见解。三十一岁中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后历任湖广桂阳州判官、浙江处州府推官等。四十五岁时被革职还乡，遂修复东林书院，创建东林学派，从事著述讲学，倡导实学救国。此书为其读书及答门人问的笔记，按年代编次。
在本体论上，顾氏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本无极”的命题，认为“太极”是“生天生地之本”（卷十六），不是“太极”之上还有个“无极”，而是“太极”即“无极”，从而取消了“无极”的虚无性，使“太极”具有了实在性和绝对性。指出“太极”即“理”，世上万事万物既是以太极（理）为本源又是太极的体现。
人性论上，顾氏把人的本性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太极赋予人，即为人性，指出：“性即理也”（卷一）、“性，太极也”、“性，天道也”（卷四），性就是天理，而天理即是太极。针对王阳明心体“无善无恶”之说所导致的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着重突出人性“善”的作用和地位，“将‘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性，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善’字，正示性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卷二）。还根据本体工夫合一的观点，揭示了王阳明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矛盾之处：既说“无善无恶”，又要“为善去恶”，那么“善”从何而来？既要“为善去恶”，又说“无善无恶”，那么“善”又何往？“心既无善”，“知安得良”？“即其言，亦自相悖矣”（卷十五）!并进一步通过对佛教的批驳，揭示了心体“无善无恶”的佛学根源：“或问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试阅七佛偈便自可见”（卷十），“无善无恶，释宗也”（卷十四）。主张只有从伦理学去批判佛教，才能真正使之“不攻自破”（卷八）。认为佛教由于把现实世界视为“空”，视“人伦为幻迹”，故作为“心性”的精神本体就不能体现现实世界的事物和关系。其最大谬误在于把现实世界中最核心的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遗漏了，视“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外”，这样在本体论和伦理观上就体现不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紧密关系，而是把这种关系割裂，“打成两截”，而堕入空幻世界的深渊（卷八）。
认识论上，贯彻了本体与工夫的合一。指出“性，天道也；学，人道也”（卷二），“性”即本体，“学”即工夫，两者是统一的。认识本体才有所达之目标；实下工夫，本体才能得以实现。强调后天的“学”和“虑”，反对“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所谓“良能良知”说，认为正是由于“不能”、“不知”才促使人们去“学”，去“虑”，因而提出“不能而学亦良能也”、“不知而学亦良知也”（卷六）的新见解。还批判了《中庸》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说，指出要获得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以至“概天下”的普遍知识，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要有“发愤忘食”、“好古敏求”的精神，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知行阶段，才能有所“得”，有所“中”（卷二），反对了圣人“生而知之”的传统观念。
严厉斥责了阳明良知学的空言之弊，指出“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弃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卷三）。
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蔡献臣刻本，十二卷，后其子顾与淳刻本为十六卷。清康熙年间，其曾孙顾贞观刻《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内收《小心斋札记》为十八卷。

小心斋札记

十六卷。明顾宪成(1550—1612)撰。顾宪成字叔时，别号泾阳，世称东林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二年 (1594)，革职还乡，同弟顾允成和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议论朝政得失，品评人物优劣，得到部分士大夫的支持，形成集团，被称为东林党。其学推崇程朱，主性善论。著有 《泾皋藏稿》、《顾端文公遗书》等。此书为读书和答门人问学的笔记。始于万历二十二年 (1594)，止于万历三十九年 (1611)，按年编次。作者在书中认为，性即理，是说不得认“气质之性”为性。心即理，是说不得认血肉之心为心。性即太极，其知曰良知，其能曰良能。诸子百家讨论性的问题，虽然各有所得，而皆陷于一偏，就是因对性即太极认识不清。他极力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称朱子之释格物，其义甚精。而对王守仁的性无不善，故知无不善之说，则谓其言殊有斟酌。在道德修养上强调 “真”，指出人须是一个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因不真之故，便有夹带。他在书中抨击当时道学陷于功名富贵之中。因作者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故此书的影响较大。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蔡献臣刻本，只有十二卷。又有其子顾与淳刻本，为十六卷。清康熙 (1662—1722)间，其曾孙顾贞观刻 《顾端文公遗书》，收入此书，作十八卷。又有光绪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