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富民论

先秦对待富国与富民关系的思想。先秦法家主要强调富国而很少谈论富民。商鞅认为民固然不能太贫困，但也不应太富有。如果人民过于贫困，就会“轻其居”(《商君书·农战》)，被迫离开土地，流落四方，从而不利于封建国家驱使他们进行农战，甚至会因此造成动乱，危及统治秩序。同时，“富则轻赏”，“故民富而不用”(《商君书·弱民》)，认为如果百姓太富有，就会轻慢国家的奖赏，不肯为国家的奖赏去当兵打仗，甚至还会利用手中的财富行贿请托，破坏政府的法令，从而使统治阶级的刑与赏无从发挥作用。商鞅所讲的富国，是以重农为基础和主要途径来发展社会生产、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而不是单纯考虑如何增加国库的财政收入问题。但是，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他总是力图把这些社会财富尽量集中在国家手里，实际是把富国和富民看成相互排斥的，认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贫。他指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认为只有采取“弱民”政策，重刑或重赏才能发挥作用，即“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同上），从而国家才能够通过刑赏手段使百姓专一务农，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先秦荀子以前的儒家学者则较多谈论富民而很少谈富国。如孟子即激烈抨击法家的富国主张，指责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的人是“暴君污吏”，其富国政策是“富桀”，提倡农战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荀子综合前人的富国富民思想，将富国和富民统一起来，提出了既重视富国，又重视富民，以富民为基础的国富主张。荀子把富民看成是富国的基础和主要内容，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指出：“足国之道”在于“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同上）。从儒家富民思想的传统出发，荀子强调富国的内容首先是发展生产，增加整个国家或社会的财富； 其次是藏富于民，即把增加的财富尽量保留在百姓手中以实现富民。最后是在不增加赋税或减低税率的情况下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从而使“上下俱富” （同上）。荀子反对统治者一味用搜刮民财的办法来增加国库收入，认为采取这种办法虽然暂时可以增加国库收入，但这种富国却缩小和破坏了富国的基础，不但不能保证富国，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百姓反抗，从而使国家政权灭亡。这样的富国是“求富而丧其国” （同上）。荀子的富国富民思想对后世思想家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