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纸币思想

中国宋代思想家对纸币的认识及看法。中国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北宋初年四川的交子。交子初由民间发行，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改由政府发行，每次发行有一定限额，以铁钱为现金准备，三年兑现一次，换发新交子，称为一界。后因供应军饷，超额发行，遂致贬值。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发行数量大增。到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改为钱引。
对交子产生及流通必要性的认识 宋人最初只着眼于交子能为商品贸易往来提供方便。薛田曾说：“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重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李攸《宋朝事实》卷15)这种对纸币的最初认识十分素朴。后来交子改由政府统一发行，封建政府也认识到纸币发行有益于财政，使得交子流通扩大。宋神宗熙宁年间，曾两次企图在陕西推广交子的发行，其目的均是出于财政需要。宋神宗说：“行交子，诚不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在陕西交子推行期间，宋神宗曾与其臣僚们议论交子的发行原则，交子与盐钞的关系等问题。从他们的议论中，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纸币引用最普遍的看法是：发行纸币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发行准备金，即“本钱”； 当纸币已获得人们的信任时，可超过本钱发行较多的纸币，即所谓“始初须要本，俟信后，然后常得行。”与此不同，宋神宗却提出了不用本钱的单纯纸币流通的想法，“但出纳令民间信之，自不消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九年正月甲申)这反映出他利用纸币敛财的企图。不过，上述认识均未触及纸币的性质为何这一关键问题。
关于交子与盐钞的关系 陕西交子的发行，使不断增多的交子与原已过多发行的盐钞之间发生了矛盾，引起人们对交子与盐钞的关系问题进行议论。宋神宗认为：“交子自以钱对，盐钞自以盐对，两者自不相妨。”王安石主张废除交子，专行盐钞。他认为，由于盐的生产常受自然因素影响，产量丰歉不定，专行盐钞即可按照盐的实际生产量而有伸缩地发行盐钞。吕惠卿主张盐钞与交子并行流通。他认为：盐的生产虽犹岁有丰凶，但盐与酒类不同，它属人们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其消费量较稳定；发行盐钞，只要依一较固定的数量发行即可；同时，还应仿四川交子的办法，由官府蓄积一定本钱以扩大纸币发行，使交子与盐钞并行，政府即会获更多的财政好处。(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九年正月甲申)这些议论表明，当时人们对交子、盐钞的性质及作用，已有一定程度的辨认能力。特别是在封建国家财政政策的实际运用方面，人们已有较丰富的经验。对“便钱”与盐钞的关系，以及二者应如何配合应用的问题，沈括曾作了总结，指出“便钱”与盐钞“二者欲相权，当以售盐为望，而以便钱调其盈虚，不可以一术而御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0熙宁十年二月戊申)北宋末年，为解决铁钱这对外通商往来的困难，周行己也曾建议“置交子，如川法”，特别强调发行交子必须有充足的准备金以便随时收兑。(《浮沚集》卷1)但在北宋时期，由于纸币流通并不广泛，因而人们对纸币问题的议论尚甚素朴，缺少理论上的阐发及较系统的见解。南宋时期，在全国范围广为流通的纸币主要是会子。会子最初由商人发行，称为“便钱会子”。后改由政府发行。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由户部办理发行，通行于两淮、两浙、湖北、京西等路，用于纳税及一般交易。三年换发一次，并兑换现钱，称为一界。后因应付军费开支，发行过滥而贬值。南宋思想家围绕纸币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分析纸币发行的成败原因及后果。他们心目中的纸币，或如当时流行的名称“楮币”，均指兑换纸币。虽然当时实际行用的纸币，常流为不兑换纸币，但南宋思想家总是把它作为兑换纸币来考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坚决支持或坚决反对发行纸币的人较少。
关于纸币的本质问题 当时较典型的看法是把楮币与铜钱视为同样的货币，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币材是铜而另一个币材是纸而已。叶适即认为铜币是贵贱轻重最适宜的货币，“故天下之货（币），未有可轻于钱者也；一朝而轻千倍，曾不为后日之计者，何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中)这是把印造楮币的纸与铸造铜币的铜同样看成“货币材料”而比较其贵贱轻重，也就是假定纸币是和铜钱一样的货币，只是币材有贵贱轻重的不同，并由此反对楮币流通。辛弃疾更指出“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辛启泰辑《稼轩诗文抄存》 《淳熙乙未登对札子》)，意味铜既可为货币，则楮亦可为货币，并由此错误看法引伸出拥护楮币发行的结论。
关于楮币的价值问题 南宋思想家一般都是因袭以往错误的货币数量说来分析楮币的价值。如所谓：“少造之则钞贵……多造之则钞贱，而过多则不可以行。”(王瑬《钱币刍言》 《钱钞议》5引刘定之语)袁燮认为：“盖楮之为物，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续文献通考》卷7嘉定十六年)袁甫指出：“为今楮币之计当如何？曰：行法自贵近始。……收愈多则数愈少，数愈少则价愈昂。”(《蒙斋集》卷6《陈时事疏》)宋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诏令说：“物贵原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续文献通考》卷7)由于当时的思想家都不正确地把楮币也当作是和铜钱一样的货币，所以毫不考虑地把一向流行的货币数量说用来解释楮币流通现象，他们不懂得在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量限度内，兑换纸币发行的多寡决不影响它的票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只有在纸币的发行超过这个限度时，才会出现“多则贱”的现象。不考虑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量，简单地肯定纸币的多寡决定它的贵贱，这不符合纸币流通规律。
关于纸币发行及管理原则 南宋思想家较北宋思想家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其时出现了特殊的纸币理论，即称提之术。称提之术是关于纸币的发行和管理的某些原则的总称。南宋时期谈称提之术者甚多，却无人对这一理论作全面而准确的阐述。南宋思想家多侧重在讨论楮币膨胀后的若干具体问题，各执一端。如将他们所提到的各种原则加以综合，即会反映出，南宋在兑换纸币的发行和管理原则方面，已在北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当时已认识到的兑换纸币的发行管理原则即所谓称提之术，主要有以下几点：
❶规定发行最高限额。
❷要求有发行准备金。
❸分界发行。
❹预定楮币流通发生滞碍时的救济措施。以上这些关于兑换纸币的发行及管理原则，均属于南宋所谓称提的内容，也是当时关于兑换纸币的理论。这些发行管理原则，除去分界发行一点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外，关于最高限额与发行准备原则，乃是任何兑换纸币的发行与管理均须依准的原则。至于纸币流通发行产生故障后的补救措施，是纸币在事实上成为不兑换纸币后必不可少的常用处理办法。这不是南宋思想家们的天才创见，而是在一个长时期的货币流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原则。作为货币思想，“称提”是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纸币发行理论。
劣币驱逐良币的思想萌芽 此外，南宋思想家如叶适、袁燮，他们在对纸币的本质的不正确认识中，发现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客观趋势。叶适从“楮行钱益少”和“楮在而钱亡”(《水心别集》卷2《财计》中)的现象看出劣币驱逐良币。袁燮则认为“楮币充斥”使“铜钱绝迹”(《文献通考》卷9)。
南宋末时的货币思想 林駧曾对纸币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分析。他较明确地指出了纸币作为真实货币铜钱代表的特性，即“以券币而权钱”，以及纸币与铜钱相辅并行的货币制度形成以后，纸币流通的健全与否，即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情。他依据纸币“多则轻，少则贵”及铜钱纸币相权、保持平衡的原则，指出纸币最初行于四川，敛散得宜，即可获“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及“钱重而楮亦重”的效果。反之，南宋末通货膨胀恶化，封建政府紧缩通货的主要途径，即民间输纳的钱会中半的规定已成虚文，而封建政府对纸币行市的强制规定也已不行，如想提高与稳定纸币价值，则只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用钱、银、金、帛等收换过多发行的纸币，“苟舍是而他求焉，殆非敢知也。”(参见《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4《钱币》)仅就纸币作为可兑换的信用货币的流通经验而言，林駧的议论切中时弊，是较为正确的总结。戴埴考究“楮币源流”，即纸币的历史发展，指出“钱与材犹权衡也，有轻重则有低昂，分毫之力不与焉”，很重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及价格标准的作用。戴埴提出“平准”及“称提”两个概念，用以区分铜钱、纸币作为价值尺度及价格标准的作用。他认为“平准”是货币与商品间的平衡关系，即所谓“见有是钱，而有是物，而后可准平也”； 而“称提”则是铜钱与作为其代表的纸币间的平衡关系，即所谓“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他从铜钱与纸币二者作为计算货币共有的“权衡”作用出发，用货币数量论的观点等同解释铜钱与纸币价值的形成，认为“钱多则轻”、“楮多则轻”。(以上所引参见《鼠璞·楮币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