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凭政绩选人用人

“我们考察一个干部的德才状况如何，不仅要看他讲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实际做了些什么。” 政绩是一个干部德才状况在实际工作中的综合体现。“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良驽。” 因此，邓小平一贯主张用人要注重政绩，并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 “有政绩的人”。他要求各级干部 “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这里实事就是政绩，它是扎扎实实干出来的，是客观存在的，是对干部德才状况最公正，最可靠的评价。我们考察政绩就是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判断姓 “资” 姓“社” 的 “三个有利于” 的标准，即：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标准，也是新时期干部政绩的时代内容。因此，今天考察一个干部的政绩，最主要的是看他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的改革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看他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坚持凭政绩选干部，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政绩是干部和群众在共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群众对一个干部政绩大小，水平高低，能力强弱，贡献多少是心明眼亮、一清二楚的。由人民群众对一个干部的政绩进行评价、认定、比较、鉴别，充分体现了党的干部工作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这样就能掌握实情，选准干部。
政绩是领导干部追求的目标，也是干部和群众共同的利益所在。在选拔干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上下意见分歧，以致把一个干部看 “歪”、看 “偏” 或拔高，以致误用或糟蹋。有的干部往往上面看他是“一朵花”，下面说他是 “豆腐渣”。对一个干部的看法，“官” 意与民意、上面与下面存在着矛盾。而看政绩选干部正是解决 “官” 与民、上与下之间的矛盾，求得统一的 “桥梁”。不论是 “官” 还是民，也不论是上还是下，选择干部要以人民利益为评判一个干部好坏、优劣的最高标准。政绩是人民群众利益在一定范围内的集中体现。凡是政绩突出、群众拥护的干部，就应该大胆提拔。正所谓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 见贤焉，然后用之”。凡是政绩平庸，群众不欢迎的干部，就应该尊重民意，顺乎民心，主动放弃。
政绩是选与用在实践中的高度统一。无产阶级党的价值观要求干部忠于党，一心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甘愿当好人民公仆，”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安定一片，”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怎么样才能衡量出这样的干部呢？ 政绩就是一面 “镜子”，看政绩使我们找到了用干部的 “参照物”。如果被任用的干部能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政绩，这就说明了干部本人的素质是好的。此外，凡是在工作实践中，对政绩突出的干部就要不唯年龄、不唯文凭、不唯资历，大胆地选拔任用。如果用 “三十岁太早，四十岁难找，五十岁已老” 这样的思维模式去用干部，就势必压抑埋没人才，贻误四化大业。另外，还要用人其适。即使是德才兼备的干部也同样受客观环境的制约。当一个干部与环境适应时，一定能产生较好的工作效果。有的干部在某个岗位上工作平平，政绩平庸，而换一个岗位的效果却往往不一样。因此，以政绩论功过，分是非，既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又体现了看干部的辩证观。
总之，看政绩，凭政绩用干部是一个复杂过程。因此，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政绩考核程序和方法。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努力办好。政绩标准的制定，应当包含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方面内容，考核时要全面把握，不可偏废； 二要制定科学评价体系，对不同的工作岗位，提出不同的要求，拟定具体指标，处理好政绩方面显性和隐性、当前和长远、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力求做到政绩评价公平； 三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组织专门班子，加强工作监督，建立约束机制，防止流于形式； 四要注意运用正确的分析方法，既要坚持政绩考核标准的统一性，又要兼顾各地的实际情况； 既要完善考核程序、方法，又要做到于法周延，于事简便。切忌主观性，防止随意性，最终达到科学的凭政绩用干部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