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词作失传的原因

按照旧说，在唐代的前期，只有以近体为主的诗被作为歌词来唱，在中晚唐时期，它渐渐变型而成为长短句形式的词。为了说明这一变型的过程，朱熹等人提出了泛声说，即五言七言的整齐句型常常与曲调不相合拍，于是便即兴插入没有意义的声音（泛声），以便合拍；后来这一部分逐渐变成有意义的词（实字），遂为长短句。(《朱子语类》)
但是村上哲见在《宋词研究》中认为，在长短句词作中可以考虑为近体诗变形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不能以此来说明词的一般源流。他认为，在唐初就已有在长短句形式的词了。理由有三：一在音乐异常发达的唐代，作为配合旋律复杂的曲调的歌词，只有句型严整的近体诗，这说法无论如何也有些不自然。二、在《花间集》中有不少作品难以视为近体诗的变形，它们之中又含有不少盛唐以后的曲调。三、《云谣集杂曲子》中有相当数量的长短句，而把该集子视为盛唐歌辞之说未必不可信。同时，《云谣集》之被发现正是因为它藏于石窟和偶见天日这双重偶然性，反证了短句词易被埋没的事实。因此，在唐代很早就存在以诗为歌辞的词和配合曲调而作的长短句的歌辞。后者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流传下来。
村上指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对于词作的价值观。魏晋以来，诗获得了士子必修的地位，并进而与立身出世相连，因此诗人们全力去写作可以充作歌辞的诗，却不将单为歌唱而作的歌辞放在眼里。同时，当时演唱歌曲的场所可分城市的享乐场所与地方的民歌演唱，分别由乐工妓女和地方庶民举办，均与士大夫阶层无关，因而，文人尽管愿意自己的诗作由乐工妓女演唱，却对于创作非诗的词有源自士大夫道德的强烈抵抗感。长短句歌辞作为文学体裁成长之缓慢，最大的理由就在于这种认识上的阻碍作用。
唐代的文字文化基本上是士大夫阶层的专有物，因而那些非诗之词理所当然地得不到记录而失掉了流传下来的机会，当没人演唱之时，它就肖失了。到了宋代，即使词成了文人阶层的韵文样式，与它并行的民间歌谣也出于同样原因失掉了流传下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