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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 品花宝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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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花宝鉴

品花宝鉴

长篇小说。清陈森作。六十回。作品以年轻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恋为中心线索,描写乾隆以来北京上层社会荒淫无耻的狎优生活,并表现出极为欣赏和羡慕的态度,有不少猥亵笔墨。有上海亚东图书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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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花宝鉴

 陈森撰,六十回。成书当在清道光十八年。版本有: 道光廿九年本、咸丰复刻本、光绪复刻本、宣统本等。
 
 《品花宝鉴》是我国第一部专写戏曲艺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称道梨园中有几个“出污泥而不滓,随狂流而不下”的洁身自好的优伶,以及用情守礼的名士,从而为梨园增辉,为名伶吐气。
 此书重点写杜琴言、袁宝珠、苏蕙芳、陆素兰、金漱芳、林春喜、李玉林、王兰保、王桂保、秦琪官等十名伶。他们除擅长唱戏,或诗词,或书画,或丝竹技艺,也都各精通一二种。而其中杜琴言、苏蕙芳乃是一部书中男旦的翘楚,与名士梅子玉、田春航,都是全书的重要角色。
 作者写梅子玉尤为典型。他出身绅衿之家,未染京城闹戏旦的恶习。有友人颜、史言名伶有才貌德俱极为卓越者,子玉则不信。但后来见了琴言、琪官二伶,则不禁目摇神夺,朝思暮想,而琴言乍见子玉一眼,也是思念不已。
 同时又有一没落书香子弟田春航者,负笈远游京城,狎优成癖,以致荒废学业,床头金尽,似郑元和一样流浪街头。由于他后来看了苏蕙芳的戏,便为苏所迷,天天在苏后盯梢。盯了一个月左右,终于感动苏伶,接见了他。及至面晤,见田春航吐属甚雅,容貌俊秀,又低首下心,不涉邪念,于是成为知己。
 当时艺人地位近乎奴隶,不特无赖魏聘才敢一再凌辱而不受惩处,而且还有个衙内奚十一也伸来魔爪,妄想用钱买去琴言。他一到秋水堂就硬要琴言出来,逼得琴言万般无奈,只好投靠权势薰天的华公子处,以逃避奚的魔掌。等到琴言委屈进了华府便身不由主了。子玉知之,“心神颠倒,语言无次,一日之内,哭泣数次”。
 琴言生平引子玉为知已,舍子玉不爱,除子玉不多与言。那奚十一、魏聘才等犹不死心,在宏济寺狼猾为奸,设圈套戏侮琴言。而琴言骨硬如铁,死不就范,终于逃脱虎口。
 书中所写十名旦,不过是从江左买来的十几岁娃娃。他们一被师父掏钱买来,便形同奴隶。只有一出师,才有人身自由。众名旦,特别是其中讲义气的苏蕙芳、袁宝珠、陆素兰,为搭救失去自由的杜琴言,慷慨集资,愿为他赎身。徐公子多金而好义,他一人拿出二千四百两银子,把琴言从火坑里救出来。
 徐公子用银为琴言出师后,即暂住徐府,认屈道生为义父。屈去江西赴任,琴言随行。 到了金陵, 其义父与侯石翁游清凉山, 因登绝𪩩跌伤, 得了半身不遂之症。屈临终嘱咐琴言以后去京投靠徐公子,不久即逝。此时,琴言与仆人刘喜在南京护国寺守灵,冻馁堪虞。那侯石翁贪他有何郎之美,叔宝之姿,不怀好意地赠以银子衣服,他断然拒绝。幸而梅子玉的父亲士燮由江西学院任上擢升吏部左侍郎,路过金陵,得悉旧友屈道生的嗣子琴言在江陵护国寺守丧,便安葬了旧友,将琴言带进京城家中。
 此书其他九名旦,也都有较好归宿。那苏蕙芳对田春航恩深义厚,后来田成了进士,便把他接到家中住,以诤友相待。接着九名旦相继出师,为了终身之计,俱都改行,开个九香楼铺子,卖些书画古董、针线、花卉和绸缎等物。从此“诸人都跳出了孽海,保全了清白身子”,再不过受侮辱戏弄的日子。
 
 虽然“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俗。其优伶之善修容饰貌,眉听目语者,亦非外省所能学步,是故梨园坐满。” (《菽圃赘谈》) 以致“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侑酒无歌童,便为不欢。”(柴桑《京师偶记》)但是,陈森在《品花宝鉴》里却能以如椽之笔,先将“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与几个洁身自好的优伶”,各分做正面系列,次将“那些下等人物”也指出几种,嘲讽那些“狐媚迎人,蛾眉善妒,视钱财为性命,以衣服作交情”的黑相公(即男妓),如蓉官、二喜、玉美、春林、保珠、凤林; 称颂梨园中铁骨铮铮,穷且益坚,敢于向狡毒狎客进行殊死斗争的杜琴言、苏蕙芳、袁宝珠等十名旦。陈森笔下的十名旦无一不是含悲忍泪,被迫走上舞台的。而杜琴言则是反对唱戏最激烈的一个。
 杜琴言被婶婶卖入梨园时,“已投缳数次,皆不得死”。他对做艺人的辛酸,比一般人知道更早更深切:其父杜琴师,以制琴弹琴为业,仅仅是个伴奏人,却在琴言十岁时,为豪贵殴辱,气忿碎琴而卒;其母一年之后,亦悲痛成病而死。他的家就是这样毁在流俗所轻与豪客凌侮的所谓贱业上,而他也就衔恨被迫入梨园。他当戏子,比他父当琴师还多一种侑酒陪客的污辱。这就更加激起他对唱戏的厌恶和痛恨。陈森写他被迫唱戏后,“身有傲骨,断不能与时俯仰”,“任凭黄金满斗,也买不动他一笑”,以及时时想跳出梨园,是其来有自。然而既做了所谓戏子,就受人歧视;何况他姿仪绝妙,演技“真有天仙化人之妙”,就注定要为淫邪之徒所觊觎。但琴言却是梨园中最有节操的,宁死也不向色狼奚十一、潘其观、魏聘才和唐和尚的威胁利诱低头,也不为企图玩弄他的老汉侯石翁(实为影射喜声色的乾隆时人袁枚)的盛名厚利所动,敢于面斥说:“就冻死饿死,也死得光明正大,决不教人笑话,做那些贪生怕死,亡廉鲜耻的事来。”他毫无奴颜和媚骨,不愧为梨园子弟的精英。
 唯能恨邪恶,也最能爱善美。杜琴言对敬重仰慕他,进而发展为同性恋,但持重如金,温润如玉,却无丝毫邪意的梅子玉,则付与的感情非常纯洁而深挚。他从真情出发,为了睹物思人,以梅子玉的梅为象征,在住的小院前,培育一棵梅树,结满了一树黄梅;卧室外间挂一幅春阳点额图,旁有一联是:“心抱冰壶杖月,人依纸帐梅花”;胆瓶上插的是梅花;挂的是红梅画;琴桌上放着梅花古段纹的瑶琴;卧房门口挂有绣着各色梅花的软帘;床前摆设梅花式的凳子;甚至身上穿的衣服都绣有梅花。爱梅可谓着了迷。同样,梅子玉因为杜名字有琴,所用之物,无一不是琴的样式,他们纯洁的,然而也是病态的同性相思相慕,贯穿全书的首尾,里面蕴含着梅子玉支持和鼓励杜琴言摆脱痛苦命运的积极因素。就总体而论,杜琴言的奇特爱同性,是被刻画得独具特色,而又无比鲜明的。只惜作者写他降临人世时,蒙上一层神秘的外纱。
 作者刻画的另一名旦苏蕙芳,也是最怕人喊戏子相公的。第44回写他曾对次贤、宝珠等人说:
 
 你道人唱戏真愿么? 叫做落在其中,跳不出来。就一年有一万银子,成了个大富翁,又算得什么,总也离不了小旦二字。我是决意要改行的。
 
 作者所以把这个形象塑得很成功,一是因为他对梨园生活很熟悉,怀有对受苦艺人的深厚感情;二是有乾隆朝实有的李桂官作故事和原型,便于构思。李桂官与毕秋帆搞同性恋,并开导扶助毕上进的浪漫故事,当为《品花宝鉴》塑苏蕙芳与田春航人物的借镜。此在《檐曝杂志》、《燕兰小谱》、《金台残泪记》、《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和《邮罗延室笔记》等书里皆有所载。
 苏蕙芳最显著的特点是: 工吟咏,尚气节,料事如神,仗义疏财。他为真情所动,出力增资,硬把一个因狎优而“潦倒穷途,势将沟壑”的田春航拉到正路上来,竟与田成了道义之交; 在和宝珠、素兰等计议共同集资挽救琴言出师上,他虑事深远,善于权变,多谋速断,连琴言的奸刁师母,也不能不为之叹服; 他不忘香雪先生教书传戏之恩,慷慨捐献二百金,为业师香雪亡后,料理后事,抚恤遗孤,并求诸名士撰文哀悼,充分显示他能重师道明大义。和杜琴言不同,杜之心没有一点曲折,一味刚直; 而苏虽同样尚气节,讲原则,但为人却圆融灵活得多。色魔潘其观妄想侮辱他,他出于不得已,能灵活地施用苦肉计,把这个丑类弄得丑态百出,使其不敢再来侵犯。
 《品花宝鉴》在赞颂杰出戏曲演员的同时,还着重揭举了残害梨园的某些狎客罪恶,其中以淫毒衙内奚十一、色狼潘其观和篾片魏聘才为甚。他们摧残优童、娈童习以为常,是迫害糟踏青少年艺人的凶神恶煞,使驯服者堕落下去,沦为男妓; 有节操者备受磨难,甚至含恨而死。而奚十一最突出,可算明清戏曲盛行以来,残害梨园子弟的一个艺术典型。
 在正反两种力量之间,陈森还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不好也不坏的人物,即说事过钱,只图财而少讲良心的张仲雨,呆头呆脑的假斯文嫖客李元茂,和奇形怪相的活废物嗣徽嗣元弟兄。作者对当时京城中下层社会的寄生虫、帮闲和篾片非常了解,有的寥寥几笔,就写得活蹦乱跳,如白菊花、唐和尚、姬亮轩,巫大傻子等等。
 与梨园接触的人,并非都是嫖客。在当时京城流行的狎优 (指青少年男演员)风气下,派生了一种好男色而只玩不淫的怪现象。这就是官员挟妓饮酒,事干例禁,而闹戏旦却不为有司所苛责 (详见 《清朝通志》 卷77、《清朝文献通考》卷174)于是他们令男旦修饰女性化,只要他侑觞助兴,而不辱其身。而在当时社会里与名伶来往较多的, 还是有点朴素民主意识的开明搢绅子弟或名士派。在赵翼《檐曝杂志·梨园色艺》、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吴长元《燕兰小谱》、倦游逸叟《梨园旧话》、陈逸衡《旧剧丛谈》等书里,都提到梨园中有色艺而又有儒雅气者,士大夫往往与之相亲近。他们或为演员编排新戏,或为润色唱词的芜杂未惬者,或为他们制作新腔,或品赏他们的才艺,为之吹嘘宣传,以提高其声价。如此志趣相投,艺人也乐与他们往来。其中落第文人对艺人多半最同情,处境都难堪,相交也就易于深。显而易见,名士与小旦的交往,还不能说他们是玩弄。他们大体上把艺人当人看待,尊重其人格,相见不呼名而称号,平常不叫艺人请安,不许称呼自己为老爷,偶而还让艺人在宴会上坐首席 (能同席就已很了不起)。但他们尊重名旦,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平等观念,而是把男性女性化了的小旦当花欣赏。这就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恶劣的好男风的影响。如果说早先的贾宝玉和蒋玉函之情还是朦胧的、隐秘的,那么,到了 《品花宝鉴》 问世的道光时,梅子玉与杜琴言、田春航与苏蕙芳、史南湘与王兰保、高品与李玉林,则是有意识的,公开的。这种畸形的、变态心理的同性恋,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极端腐朽的情况下,悦容貌,喜歌舞的多情名士派,讲究雅道而进行的一种意淫,以别于皮肤淫烂的蠢物。尽管他们与狎优者不可同日而语,在那特定病态社会里,对名旦还无害,甚至像 《品花宝鉴》 所写,还可以给点帮助或慰藉,在关键时刻,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毕竟是一种不健康的反常心态,容易造成社会伦理关系的混乱,滋生家庭纠纷和性配的错位等等弊病。
 当然,一部《品花宝鉴》绝不仅限于写了当时戏曲名伶反迫害的斗争,塑造了几个光辉的演员形象。它对梨园内幕,昆腔衰微、地方戏勃兴、京城中下层社会的世态人情,豪客的骄奢淫逸,乃至园林艺术,音韵考据,诗词曲学等等,无不有所描绘,可补记载梨园掌故的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的不足,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此外,《品花宝鉴》 将乾嘉以来部分历史真相隐记在内,亦颇有参考价值。兹举其大者有三:
 首先,它痛斥了嘉庆道光时期政治的极端腐败,如第34回写官场贿赂公行,第38回写蠹役、土豪肆虐。至于揭举败坏吏治的捐纳制,则比正史更深刻。所谓捐纳,就是官职商品化。鬻爵之政始自晁错,后世发展为鬻官。晚明清初,不断推行。到了乾隆年间,由于财政困难,军费开支浩大,明知捐赀得官者,视官为利薮,一二年后,得贿过于所出,适足加重闾阎困苦,却不去开源节流,仍旧饮鸩止渴,大开捐例,以至到了道光朝赶异路功名者翕然成风。诚如 《品花宝鉴》 所写,连那恶贯满盈的奚十一也 “带了十几万银子进京”,“他本要捐个道台,因花动了银子,凑不上来”,竟捐了个知州做。可见国家名器已滥到什么地步。
 其次,它暴露了颟顸无能的清朝对鸦片烟禁而不严,形同不禁的实质。虽自嘉道以来屡申禁令,但对庙堂之臣吸食鸦片者禁戒松驰,甚至睁一眼闭一眼,就难免不上行下效,禁令收效不大。《品花宝鉴》写豪客奚十一就敢于将鸦片烟具随身带,走哪吸哪; 琴言的师傅曹长庆家并不富裕,一年在一盏烟灯上,也花去一千多吊。这就说明吸食鸦片的人何等放肆。史载吸毒风盛行的结果,到了道光十二年,弄得粤兵多吸鸦片,不耐山险,体质孱弱,以致鸦片战争一起,就连连遭到惨败。
 再次,它揭举明代推行八股考试制度发展到道光年间,流弊越来越严重,即使在顺天的乡试也有所不免,以致有人花上千把银子买个枪手,竟能骗个举人,如第32回写妓院头目归自荣考中第三十四名举人。京城如此,地方必然更甚。
 陈森落第后常去戏园子,学到了不少戏曲知识,故而他创作《品花宝鉴》时,借鉴古代小说者少,而受戏曲影响者大。小说以名旦、名士组成主线,以邪恶势力组成次线,或相交插,或平行地向前发展,以宾衬主,相互映射。这是从高则诚《琵琶记》、徐霖《绣襦记》和沈璟 《义侠记》等戏曲学来的。而开头总叙正反人物的不同,则显然是模仿明清传奇开端的家门大意,结尾亦当是走戏曲多富喜剧色彩的路子。
 如果说 《品花宝鉴》的结构设计,主要借鉴古代戏曲,那么,从人物描写和语言运用上,更容易看出它化用古代戏曲艺术技巧的痕迹。它写人物外貌,常是抓住面部或生理上的特征,给善良者饰以正貌,邪恶者赋以丑形。前者如刻画名旦苏蕙芳,后者如雕绘富而好色的潘其观。至于语言,也像地方戏曲一样,明白如话,晓畅流利。
 陈森在人物塑造上,最具特色的是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戏曲小说,特别是戏曲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有不少人物的心理写得很深刻,道出了人物心灵的奥秘。如第45回琴言向梅子玉诉说他师傅逼他非唱戏或陪酒不可的内心痛苦,就被作者挖掘得很深,绝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出来。
 再有,陈森在 《品花宝鉴》里着力刻画他分析人物的精神世界,当是受了戏曲常以独白或独唱来抒写人物思想活动的影响。比起道光以前的小说,陈森所写的人物心理活动稍多,而且有的写得很成功。比如第26回写魏聘才挟嫌陷害琴言的内心活动,就开掘得很深。
 这部小说在艺术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其一,有少量性描写过露,缺乏适当的剪裁; 其二,写淑媛艳婢则因缺乏深刻的体验,不免缺乏血肉; 其三,写酒令次数达十二次之多,形同酒谱,犯了獭祭填写之病;谈考据论学问也稍多,犯了掉书袋的毛病。尽管有这些不足,但仍不妨碍它能流传甚广。似乎可以说,它是一部写得较好的长篇小说。

明清小说之《品花宝鉴》内容解读与赏析 - 可可诗词网

《品花宝鉴》

陈森



《品花宝鉴》,又名《怡情佚史》,凡60回。作者陈森(约1796—1870),字少逸,号采玉山人,江苏毗陵(今常州)人。据杨掌生《梦华琐簿》载,《品花宝鉴》在道光十七年(1837)仅成前30回;及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森游广西归京,乃足成60回;到咸丰二年(1852)才有刊本问世。

书叙清代乾隆、道光时代北京优伶相公的生活,是那个时代病态生活的艺术写照。作者之所以选中“狭邪”生活为小说题材,是因为他有感于京师演戏之盛,一时产生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于是立意“以游戏之笔摹写游戏之人”,反映如此浊世中“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与几个洁身自好的优伶”。作者以为,“大概自古及今,用情于欢乐场中的人均不外乎邪正两途”。小说中正的一类人物如梅子玉、田春航等世家子弟,琴言、惠芳等优伶;邪的一类人物如奚十一、潘三和蓉官、春林等。正邪两途对比鲜明,构成小说的基本框架。作者以浓墨重笔描摹了梅子玉与杜琴言的恋情,以此表达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

子玉的父亲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家教甚严,子玉年已十七,却整日闭在书房攻读,与外界隔绝。为了避免对他造成性的诱惑,服侍他起居的仆妇、丫鬟均在三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但人为的拘囿并不能抑制住他情性的萌动,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邂逅优伶杜琴言,内心的情感就像开闸的流水,不可抑止了。

子玉的两个朋友颜仲清和史南湘常在世面上出入,对戏班、名旦了如指掌,制了一部“名花谱”,品评优伶演技和风姿的高下。一日,二人带着名花谱找子玉商讨,子玉对谱中言辞大为不解,以为朋友耸动视听,夸大实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子玉决定亲临戏园察看。途中见一车中坐着个小生,恍如天仙,及至戏园,又见其声情并茂,真是色艺俱佳,不由得动了心。他奇怪世间竟生出这样细腻的男儿,又有着那般韵致,巴不得早点同他结识。

这小生名杜琴言,十五岁,苏州人,新到京城,始有声名。与众伶不同,他多些任性、固执。那日偶见子玉,也觉相投,经过一番观察,他看出子玉对自己的恋慕仅仅限于精神,而不涉及肉体,的确不同凡俗。于是两人成为知己。

子玉与琴言相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小说中华夫人看见一首词,在不知道这首词是子玉送琴言的情况下,她这样评论道:“这首词甚好,但不像送朋友的,若送朋友,怎么有这‘只道今生常厮守,盼银塘不隔秋河汉’呢?若说夫妇离别之词,又不像。说是赠妓的,也不甚像。”华夫人一时陷入了无所适从的窘境。不过华夫人的三种选择却道出了一个真谛: 子玉与琴言的交情无疑带有异性相恋的特征,尽管他们是同性相恋。

心理学家指出:“在一切性的歧变之中,同性恋是界限最分明的。一样的是性冲动的表现,一样是用情,而情的寄托则根本的而且很完整的从一个常态的对象转移到另一种对象身上,若就常情而论,这对象是轶出了性欲的范围。我们一再的说‘一样’两个字,因为除了对象的转变为同性而外,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等,可以说完全和异性恋没有二致。”(霭理士《性心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第282页)这就是说,同性恋与异性恋虽然在恋爱的对象上有区别,但在“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等”情感的表现方面,二者却毫无二致。在梅子玉与杜琴言的同性相恋中,恰恰表现出与异性相恋一样的温存、缠绵和深挚的情感。作者在小说中细腻生动地描写了子玉与琴言五次相会的情景,每次都是那么情意绵绵,那么刻骨铭心,那么痴迷深切。

未见面之前,子玉就仰慕琴言有“高傲的性气”,不似狎邪之辈。初见面时,朋友的有意设计,让一位伶官装作琴言,在子玉面前做出种种丑态。子玉大惑不解地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这么样,竟把我当个狎邪人看待了。”琴言正在隔壁屋里,闻言感动,不禁泪下。当有人在琴言面前造谣,说子玉另有相好,所以很久不来探望琴言了,想挑拨二人的关系,琴言并未为谣言所动,对子玉深信不疑。一旦二人相见,顿时熔释了心中的疑窦,相知更深了。

第三次相见,是琴言到梅府探视病中的子玉。子玉的病,母亲颜夫人已猜到了几分,大抵是相思病。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颜夫人很懂得这点。她知道琴言初来,担心被羞辱,所以不但不加呵责,还表现出怜恤之情,命琴言去房中安慰子玉。

琴言声名渐渐大起来,就有一帮邪恶之徒想玩弄他。奚十一以为琴言与众优伶无异,但几番周旋,总遭败绩,便直入琴言住处,搅得戏班不得安宁。琴言躲进华公子府中,想从此摆脱苦海。可恨师娘拿他当摇钱树,要价颇高。后来徐子云用二千四百两银方赎出琴言,琴言又被屈道翁收为义子,离了京都,南下江西。

琴言与子玉话别,是他们的第四次相见。这时琴言已不是优伶,等待着他的结局是恢复正常男人的生活,而与原来的相好分离。“悲莫悲兮生别离”,何况两人还有那么一段难舍难分、若即若离的感情生活呢?他们各自向对方送了意义深长的礼物:子玉送的是“小玉琴”,暗寓琴言;琴言送的是“五色玉梅花”,暗寓梅子玉。这都是他们身边常佩之物,可见心心念念,俱在于兹。待到分手告别时,子玉“不觉一阵心痛,头晕眼花,跌倒在地”。琴言则“如痰迷窍一般,直瞪瞪两眼,一句话说不出来,泪落如雨”。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相聚是在京城梅府,那时子玉已娶了琼华小姐,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原来琼华与子玉定亲时,就听说子玉有个相好,是男的,长相却似自己。这次琴言来,琼华小姐也就格外留意。“琼华小姐在房门口偷望,果然像他,心中颇以为异。”子玉的父亲待琴言甚厚,留琴言住下,叫子玉日间教他念书,不要看轻他。子玉心头自然十分喜欢,“比中鸿词科还高兴了几倍”。这真是一个理想的“大团圆”结局。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才子一夫二妻大团圆的结局是一种常见的模式,表现了封建文人自我欣赏的审美情趣和自我满足的生活理想。子玉既拥有琼华,又伴着琴言,不正是一种变态的一夫二妻么?也许只有这,才是情感的最好的归宿、最高的完善吧?

心理学告诉我们,十三岁到十六岁期间的男女青年往往处于“性的反感期”,具有一种避开异性而向往同性的心理倾向。他们开始体会到内心的孤独,而渴望情感的伴侣。但其情感憧憬的最初的对象不是异性,而是能够了解自己的同性友人。这种同性爱对于少男少女是正常的现象,而少男少女的同性爱,在情感的抽象性质上,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都不能不同两性之爱极其相似。小说中的子玉十七岁,琴言十五岁,正是同性恋的危险年龄,因此,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无疑有着极为深刻的心理依据。

即便子玉与琴言自己,也是以异性之恋看待他们之间的恋情的。第29回写子玉病中呓语,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比喻他与琴言的恋情,不正隐逗出他们的潜意识么?琴言与子玉相别后,途中“阻风燕子矶,见铁索链孤舟,俗称乃陈妙常妆楼,下即秋江送别处”,于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他与子玉的惜别,同陈妙常与潘必正的“秋江送别”,正是一样伤心,一般怨愁!在琴言心底里,不正是以女性自比么?我们知道,琴言的身份是“相公”,即男伶而演旦角的人,他在舞台上无时无刻不在装束、举止乃至情感体验等方面学习和模仿女性的行为方式。这种学习和模仿渗透了他的身心,是一种全身心对象化的体验过程,天长日久,潜移默化,不能不促成了男伶的性逆转,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女性。而对方在潜意识里也就把他当作女性来看待。随着交情日深,这种潜意识逐渐浮到意识之中,男伶竟足以带给对方以正常的、持久的异性的愉悦。因此,在子玉与琴言的变态反常的同性恋中,无疑有着深厚的现实的和心理的基础。可以说,正是变态反常的社会现实,造成了变态反常的同性恋心理。而当人们对这种变态反常的社会现实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之时,他们对这种变态反常的同性恋心理就不仅不以为奇,反而视若正常了。

但是,《品花宝鉴》的作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探索这一心理根源。中国文化特有的现实理性精神引导他走向别一途径,去探究子玉与琴言相恋相爱的 “终极原因”。作者认定琴言是仙女的后身。第55回写琴言在金陵荡舟时,受一位女郎的引导,走到曲径深处,发现了一个杜仙女墓。琴言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前身乃是一个仙女。这样确定琴言的女性渊源,或许还过于虚幻,于是作者又设置了一个更为切实的细节:琴言与子玉之妻琼华相貌惊人地相似。在第54回,作者发出了这么一通议论:“说也奇怪,倒不是做书人说谎,也是前定姻缘,皇天可怜子玉这一片苦心,因琴言是个男子,虽与子玉有些情分,究竟不能配偶,故将此模样又生个琼华小姐来,与琴言上妆时一样,岂不是奇事?此事颜夫人久知,当日见了琴言即说像他媳妇。这么看起来,就是两家的相貌,也是五百年前就定下了。”至此,读者也许不难体谅作者的用心,无非是极力要为子玉与琴言那种变态反常的恋情寻求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既然子玉与琼华是五百年前天定的姻缘,那么,子玉与琴言也就是五百年前天定的恋情了!

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子玉的未婚妻琼华及其家人,对子玉与琴言的关系也没有全盘的否定,而有着相当的同情。第29回,当琼华一家得知子玉与相公相好时,琼华的父母心上确实不爽快,彼此责怪一通之后,还是认为子玉的行为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见过两三面就彼此思念”罢了。与子玉有直接关系的琼华则“低头不语,心中也有些不耐烦,本知道是个风流夫婿,却不道是这样轻薄,应着一句常说的话:才人行短了。便又想起哥哥姊夫常说子玉的好处,说人是极正经的,又极有情的,或者他爱的这人单为其色,没有别的事,也未可知。”

琼华的一番心念传达了一个有趣的观念:如果是“单为其色,没有别的事”,那么同性恋就可以原谅,甚至值得肯定。这种“好色不淫”观,中了状元的田春航更是说得头头是道:

“孟子云:‘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仕则慕君。’我辈一介青衿,无从上圣主贤臣之颂,而吴天燕地定省既虚,惟‘少艾’二字,圣贤于数千载前已派定我们思慕的了。就是圣贤,亦何尝不是过来人,不然,那能说得如此精切?我最不解,今人好女色则以为常,好男色则以为异,究竟色就是了,又何必分出男女来?好女而不好男,终是好浮而非好色。彼既好淫,便不能色;若既重色,自不敢淫。”(第12回)

春航引经据典,说孟子是“过来人”,才说得出“知好色则慕少艾”的话,肯定了对“少艾” 的思慕。(少艾,或以为指美貌的少女,或以为指娈童,见清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少艾》。春航在这里径将“少艾”释为男色。)其次,春航认为色不分男女,皆可以好;好女色终是好淫,而非好色。再次,春航进一步断言,色与淫不可两存,好淫者便不能好色,重色者便不敢纵淫。这番议论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之处,它只是道出了中国传统的人性观念而已。中国传统的人性观念讲究中庸适度,要求把人性限制在一定的规范之内,“过”既不可,“不及”也不可,“过”与“不及” 都足以戕害人性。不好色就是“不及”,那不符合人情;淫则是“过”,只能妨害人性;而好色不淫,则既“不过”也无“不及”,才符合中庸之道。于是,作者又在人性哲学上找到了肯定同性恋的依据。

那么,如何由色生情、因情爱色呢?《品花宝鉴》中所描写的田春航与惠芳的恋情,对此作了生动形象的诠释。春航二十三岁,已有家室,先前吃过妓女的亏。惠芳十七岁,出身官宦家,沦落为优伶。双方在色界都颇多阅历。惠芳初见春航“吐属之雅、容貌之秀”,“一味真诚”,即被春航感动,自然就与他相好,日胜一日了。追溯两人见面之初,春航未必计较惠芳的身份,但见其容貌姣好,就柔情似水;加之惠芳凛然难犯,主动帮助他,“则转爱为敬,转敬为爱,几如良友之箴规,他山之攻错,其中不正而自正”。

在作者看来,子玉与琴言都是情窦初开,一见钟情,并且互以知己为重,他们的恋情是“极深极正”的。而春航与惠芳则不然,一人知书识礼,一人备尝艰辛,始则各有他求,偶相遇合,终则两情相感,真诚不移,他们的恋情则“不正而自正”。二者虽有差别,但都是“好色不淫”,所以都值得同情和肯定。

至于奚十一、潘三和蓉官、春林等人的交往,举止肮脏龌龊,行为卑劣鄙陋,实不足道。那已不是“恋”,而是“虐”了。作者在这方面花费的笔墨,固然有着以邪衬正的明确意图,但却不免染上狭邪的气息。这是读者不可不明辨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此书归为狭邪小说,评道:“至于叙事行文,则似欲以缠绵见长,风雅为主,而描摹儿女之书,昔又多有,遂复不能摆脱旧套。虽所谓上品,即作者之理想人物如梅子玉、杜琴言辈,亦不外伶为佳人,客为才子,温情软语,累牍不休。独有佳人非女,则他书所未写耳。”的确,《品花宝鉴》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它们共同表现了封建末世文人特有的审美趣味。但是,如果说才子佳人小说还带有文人生活理想的某些亮色的话,那么,《品花宝鉴》却更多地显露出文人生活理想的灰暗的色调。尽管作者极力描摹了“用情守礼之君子”与 “洁身自好的优伶”的深情挚意,尽管作者的叙事行文缠绵而风雅,但所有这一切,又怎能掩盖作品的深入骨髓的庸俗情趣呢?

品花宝鉴

又名《群花宝鉴》、《燕京评花录》、《怡情佚史》。长篇小说。清末陈森撰。六十回。原书不题撰人。森字少逸,江苏常州人。书以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同性恋为线索,广泛描写达官贵人、公子王孙玩弄优伶之丑行,暴露剥削阶级精神空虚。作者写了如梅、杜之类“情之正者”和商贾市井、纨袴子弟之流的“情之淫者”两种人,以寓劝惩之意。但所谓“情之正者”,也是病态生活的反映,满纸丑态,龌龊无聊。鲁迅谓:“以狭邪中人物故事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惟所记则为伶人。”此书实开近代狭邪小说之先河。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一九一三年石印本等。

品花宝鉴

清陈森 (1797—1870)撰。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毗陵 (今江苏常州)人。他平生酷爱古文诗赋,科举屡试不第,久寓北京。诗文未传,除本书外,早年客居都中时,曾写过一部《梅花梦》传奇。《品花宝鉴》又名 《怡情佚史》、《燕京评花录》,全书六十回,五十余万字。叙述名士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相恋的故事。据《菽园赘谈》记载,乾隆以来,“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俗”。此书内容如果单从同性恋角度看,无论情正或情邪,均属一种社会病态,但是,从当时腐朽颓靡的社会现实来看,作者不仅描述了这种上流社会荒淫无耻的“狎优之风”,写了地位低下的优伶戏子们的屈辱生活,而且还注入了作者的思想情趣。他企图通过梅子玉和杜琴言二人情趣相投,洁身自好,重在神交,平等相处的“情之正者”与纨绔子弟、淫贼恶棍玩弄、奸淫优伶的“情之淫者”的对比描写,来划分人世间的情之邪正,寓劝惩之意,较为可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品花宝鉴》列入 “狭邪小说”类,并指出其首开长篇狭邪小说先河。此外,书中还有大量性生活的描写,不堪入目,皆属糟粕。其书版本较多,最早为道光己酉刊本,后有咸丰刻本、朱丝栏抄本、民国二十年受古书店铅印本、申报馆排印本等。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尚达翔校点本为目前最完备之版本。

《品花宝鉴》pin hua bao jian

A Precious Mirror for Evaluating Flowers→陈森 (Chen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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