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己的钱物相等论

周行己(公元1067年～？)>字恭叔，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等官。北宋末年，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混乱。针对这一情况，周行己于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写成《上皇帝书》，陈述己见。
他在书中将过去货币同商品的轻重关系作了进一步解释，初步探讨了商品等价问题。这是先秦以来少有的见解。他说：“夫钱本无用，而物为之用；钱本无轻重，而物为之轻重。”“以其本无轻重，而相形乃为“轻重”。(《浮沚集》卷一)他认为，钱本身无所谓轻重，只有在同商品对比、交换时才可能发生轻重关系；商品本身也无所谓轻重，只有在同货币发生对比、交换时才可能发生轻重关系。这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去看钱或物的轻重现象。这一认识，比较以往的轻重论笼统地不分主次来比较孰轻孰重显得更明确、清楚。
正因为钱、物交换可能发生钱轻物重或钱重物轻的现象，所以周行己十分重视在交换过程中钱物相“等”。他说：“故钱与物本无轻重。始以小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钱，则大钱轻而物重矣。始以铜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铁钱，则铁钱轻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钱、铜钱为等，而大钱、铁钱轻于其所等也。”周行己在细心地探讨钱和物的实际价值。所谓的“等”，是指价值，强调钱物相等，也就是两者的价值相等，即铜钱、铁钱的铸造材料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相为等而轻重自均”(上均引《浮沚集》卷一)钱、物的价值相等，二者建立起交换比例，钱的购买力和商品价格就会平衡，钱重物轻或钱轻物重现象就会消失。周行己在这里正确地阐述了货币、商品交换的等价关系。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从而为货币轻重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可惜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
周行己认为货币应有其实际的金属价值，任何君王所随意决定的名义价值，会在流通中自动地趋于同其实际价值相等。他说：“当十（钱）必至于当三（钱），然后可平。”(《浮沚集》卷一)因为当十大钱只是一个名义，其金属含量只有三个小钱的金属含量，所以，将三个小钱充作当十大钱流通，最后还是要贬值为当三钱才能稳定。
从这一点出发，他指出了当时发行当十大钱的危害：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而且后者快于前者，“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且发行大钱，引起私铸，官不能禁，结果是人民蒙受其害，国家亦受其苦，“出于民者（指物）常重，出于官者（指钱）常轻，则国用其能不屈乎”！ (《浮沚集》卷一)为保证发行足值货币，他主张出卖有价凭证，以收回当十大钱，改为足值的当三钱。如此，国家无所费，公私无所损，而物价可平，盗贱不作。
为了解决陕西、河北、河东三路铁钱流行区域对外通商往来的困难，他建议在这些区域仿照四川的办法发行交子——纸币。其办法是交子发行于三路，以弥补铁钱携带不便和限制流通区域的弊端，但不得兑现。在三路以外的铜钱流通区域则可以兑现。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他提出发行纸币应有准备金。他说：“约所出之数，桩钱以给，使便于往来……前日钞法交子之弊，不以钱出之，不以钱收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也。”(《浮沚集》卷一)他还指出准备金的数量不需要十足，他认为占纸币发行量的2/3就可以了。原因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有的被损坏，有的会被储藏，有的则一直处于流通过程中，这些是不需要兑现的。剩下1/3不需要的准备金，就是国家的发行利益，他称之为“三一之利”。这是中国古代对纸币发行准备金的最早论述。
周行己的货币理论，丰富了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内容。他的钱物相等的理论，纸币发行准备金的论述，都有很高的认识水平，为中国货币思想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