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辞典︱我爱辞书写在《后现代主义辞典》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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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辞书写在《后现代主义辞典》出版之际

说到辞书，我是最喜欢不过的，无论是语词类的，还是百科类的，我都喜欢。 　记得几十年前，我曾疯狂地买过书，主要是外文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字典和百科类辞书。那时候比现在更没钱，大部头、多卷本买不起，错过很多好书、好字典，至今还觉得遗憾。 　譬如希腊文字典，我有希-英大小各一，还有希腊-拉丁、希-德、希-法（小的）、希-俄，最得意的，我还有一本1804年伦敦出的希-英圣经字典，前面有简易的希腊文法，那印刷、字体、装帧古色古香，是我的宝贝之一。 　我有一些特别的字典，如《牛津古典字典》是我从美国买来的新版；我在过去的中国书店门市部还买到一部1881年纽约出的希腊罗马古典字典，因为它破碎了，我还将它裱糊一番。有人说，字典总是越新越好，买旧的干什么。这话也有理；的确新的当比旧的解释更可靠，不过旧的则可能比新的更详细，可以知道过去曾有多种说法。我这两本古典字典就各有用处，新的查不到的，或许旧的有，且不说它的收藏价值了。 　我还有一些“引语”字典，其中有一本有关希腊-罗马的古典引语字典，很有用，曾帮不少人解决过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做死学问的人比较多，常有人到我的小写作间来问这问那，并不是我有多少学问，更不是我“博闻强记”，我的记性出名的差，只是我有一些图书馆没有的字典，可以帮着查查，往往还真能解决问题。 　中国学问方面当然更有许多辞书很有用，象诗词戏曲方面，就有一些很好的字典，可惜因为经济的实力太差，有的就顾不上了。 　喜欢字典辞书，我想，跟我是学哲学的有关。爱辞书就是爱知识，爱智慧。人不可能全知，但学哲学的又什么都想知道，这是一个矛盾；于是就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大众的帮助，好的辞书能给你很大的帮助，让你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确切到比较确切。所以我敢说，凡爱知识的都会爱辞书。 　然而，编写辞书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怕编辞书，甚至怕给辞书写条目。 　记得多年前汪子嵩老师让我写一些大百科哲学卷里的条目，我实在是非常紧张的。辞书最重要的是“准确性”，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首先你的学问得到相当的程度才能胜任，同时还不能瞎发议论。做为学术研究，好发议论是优点，但写当的程度才能胜任，同时还不能瞎发议论。做为学术研究，好发议论是优点，但写辞书条目就要力求精确、简练。这件事我是做了，但心里不是很踏实的。 　或有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更何况辞书！当然编辞书不会不参考别的同类的辞书，所以在国外编字典是一些专门的人员在做；但专业性的辞书就一定要有专业的专家参加不可。专门家的水平越高，辞书的质量就越有保证。 　王治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辞典》的条目作者，都是多年来研究“后现代”有素的专门家，有的在国外多年，研究有关的题目，材料是确切、可靠的，像张汝伦用德国洪堡基金专门做研究，杜小真可以说是当代法国哲学通，而于奇智也在法国多年，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福柯，他说出来的福柯可靠性就比较大些。 　编辞典难，编有关新学科、新学术的辞典更难，但我们都很需要这类的辞书。乎地把我们出版的介绍西方哲学书中一部分译成英文给英国学者看，英国人说你们说的怎么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这当然是早些年的事，现在对西方的新学问也逐渐熟悉起来，但难免有不少弄错、弄乱的地方，就像他们也常弄错我们的意思一样，学术毕竟是很难、很专门的事；现在由一些有专门的研究的学者来编写一本很新的学说的辞典，对于读者当然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会对不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带来一定的方便；因为学者不会“万能”，人人都需要“工具-工具书”。 　当然，做学术工作不能只靠“工具书”，读者如要进一步了解“后现代”的思想和学说，还得读这些学者自己写的书，但这本辞典在你读原著的时候，也能起到帮助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念柏拉图著作时那本牛津古典字典会对你有帮助一样。 叶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