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史记sima qian he shiji

司马迁是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史记》是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人。生年有中元五年(前145)与建元六年(前135)等说法， 卒年不可考。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 掌管文史星历和皇家图书， 曾有志于编写古今通史。司马迁从小受到熏陶，熟读史籍。20岁时游踪遍及南北， 到处考察风俗， 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制定《太初历》。此后开始著述通史。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 触怒汉武帝， 下狱并遭腐刑。后获赦出狱， 为中书令， 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写出空前巨著《太史公书》，即后人所称《史记》。《史记》记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历时3000余年。全书包括12本纪， 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万余字。这种以本纪和列传为全书主体的编史方法， 是司马迁所首创。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下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 《汉书·司马迁传》)即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史记》取材丰富，对《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多所采摘，又利用了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 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作者在广泛取材的同时， 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 淘汰无稽之谈， 表现了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撰写过程中， “不虚美， 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汉代以前，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翔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记》堪称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开创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来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司马迁以寓论于叙事之中的笔法，描写了许多历史人物， 形象真切动人， 洋溢着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史记》作为一部传记文学， 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后人对《史记》的注释有南朝宋人裴骃的 《集解》、唐司马贞的 《索隐》、张守节的 《正义》。宋代将三家注分别排入正文之下，便于阅读。清人梁玉绳 《史记志疑》 曾对书中史事加以考证。近人张森楷 《史记新校注》、日本泷川资言 《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便于参考。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 《史记》， 为目前最佳版本。

《司马迁和史记》

胡佩苇著。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先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即“少年时代”、“漫游大江南北”、“入仕和扈从封禅”、“太初历的制订和继春秋而述作”、“李陵案”、“发愤著书”；又介绍了有关《史记》的一些问题，如“史记的体例”、“考信和实录”、“不与圣人同是非”等。作者用了不少篇幅从文学的角度叙述了《史记》的成就和特色，在“歌颂和讽刺”一节里，作者指出：《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它的出现，不仅建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历史学，也从此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因此，《史记》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从文学的意义出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的思想性。这是司马迁的进步世界观在文学上的一种体现，这主要反映在司马迁所歌颂和讽刺的两个不同方面。即对好人好事的歌颂和对坏人坏事的讽刺。司马迁歌颂农民起义、歌颂历史上反抗暴政的英雄人物，他讽刺汉朝的统治阶级、讽刺酷吏及其他一切丑恶现象，都是从同情人民、反抗当时暴力统治的立场出发的，这是司马迁思想中最可贵的地方。在“小故事的描写和大场面的表现”一节里，作者指出：司马迁在记载历史和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时，不但表现了自己的爱憎，而且表现了自己卓绝的艺术才华。在描写人物的各个不同的面目时，司马迁比较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就是描写人物生活中的小故事。通过这些极为生动的小故事，揭示了人物的思想面貌，笔墨既极经济，又能表现出人物特有的个性。同时，司马迁还善于表现大场面，如《项羽本纪》里许多紧张激烈场面的表现，就十分出色。在“语言艺术”一节里，作者指出：司马迁在创作上，特别精于语言艺术，在他所运用的艺术手法里，语言的优美、精炼及其表达的多样性，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最后，作者还论述了《史记》的流传情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