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

 经学中影响深远的学派之一。今文经，与古文经相对而言，指汉代经师传述的儒教经典，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 写成定本，故名今文经。今文经中，各经的传授又有不同的系统，例如，《诗》 有齐、鲁、韩三家，《易》 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 有大小戴、庆氏三家，《公羊春秋》 有严、颜两家，等等。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经。也就是说，今文经学是汉代的钦定神学，其特点是尊孔子为 “素王”,即有其德而无其位的圣王，以五经为孔子“垂教后世” 的圣经，所以今文经学尤其注重阐释发挥儒教经典中的 “微言大义”。由于对经文文本的理解不同，结果是人言言殊，甚至有“《诗》 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 无通义” 的说法。今文经学讲究 “通经致用”,将五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例如，以 《禹贡》 治河，以 《洪范》 察变，以 《春秋》 决狱，以 “三百篇” 当谏书。汉儒喜言灾异，董仲舒还以 “天人感应” 为基础，发明了一种 “谴告” 说，来阐释灾异的产生： 君主如果有过失，天就先以旱涝、地震、日食等异象警告之； 不知改变，则将降大祸以惩罚之。刘向等人又以阴阳五行说为根据，将 《春秋》 及史籍所记灾异，与当时帝王将相的言行一一对应起来，从而建立起今文经学的历史观。西汉末年，今文经学与民间迷信渐渐合流，蜕变为谶纬神学，出现了神化孔子与儒教经典的高潮。东汉后期，谶纬神学逐渐衰微，古文经学始盛，经学大师郑玄兼采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遍注群经，于是经学内部的今古文趋于混同。直到清代后期，文网渐弛，士气复振，龚自珍等人不满于乾嘉学派脱离社会实际的考据训诂，于是重新鼓吹今文经学 “经世致治” 的传统，以 “春秋公羊学” 为旗帜，发为 “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到了近代，康有为更斥古文经为刘歆假造的 “伪经”,斥古文经学为王莽篡政的御用工具，于是高张今文经学的大旗，干预时政，甚至以孔子删述 “六经” 为 “托古改制”,鼓吹维新变法。因此，今文经学更偏重提供思想，而不是知识； 更关注政治人生，而不是学术问题。事实上，作为经学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今文经学已经超出了学派的意义，它提供了阐释学的一种经典模式，即所谓“六经注我”,借助经典来阐释时代精神或者发挥自己的新见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都是沿着这一路数下来的。

今文经学

经学中研究今文经籍的学派。今文经指汉代学者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传述的儒家经典。《周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庆氏三家； 《春秋公羊传》有严、颜两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建立经学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经籍。西汉中叶后今文经学逐渐衰微。东汉初年、曾恢复建立今文经博士。此后由于马融、郑玄兼采今文学与古文学，经学上的流派趋于混同。清代中叶今文经学大盛，至康有为，今文经学则成为清末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根据。

今文经学

研究儒家经传的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阿房宫”以后，古籍几乎全部丧失。汉初，朝廷征集古书，由学者背诵，并用汉代的隶书记载下来。如伏胜传《尚书》，田何传《易》，高堂生传《礼》。这些以隶书记载的经书，称为“今文经”。研究今文经的学派，称为“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把通经致用作为治学的准绳，把经典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则，因此十分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在对经文进行解释时，通常采用章句的方式作长篇阐述，著作也常常以“章句”为名。如《尚书章句》《易章句》《齐诗章句》《韩诗章句》《公羊章句》《论语章句》《孟子章句》等。
今文经学注重家法，就是对一部经书，只能采用一家说法，不能杂取各家。老师所传，弟子不能改变，界限很严，比较保守。东汉末郑玄打破界限，杂取各家学说，使各种观点互相融合。
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代今文经学处于官学的统治地位，从汉武帝开始，设立五经十四博士。魏晋以后，今文经学地位下降。唐代编撰《五经正义》，大都采用古文经学。《十三经注疏》中，只有《公羊传注疏》是采自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

(见“经学”条。)

今文经学

西汉时，五经博士所授经文用当时通行的录书书写，称今文，或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

汉代经学的主要派别，与“古文经学”相对立。其区别：(1)书写文字与来源不同。汉代搜求《六经》旧典有两个来源：其一凭秦时博士记忆背诵，口耳相传，汉初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记录下来，以为定本，即“今文经”。其二据地下或孔壁中挖掘，或民间秘藏的先秦原本，此类多以六国时大篆文字书写，故称“古文经”。此为两个学派最初的差别。(2)对《六经》与孔子的基本看法不同，对材料与史实的解释及研究方法不同。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道，是政治思想学说。因此，其研究方法亦着力探求“微言大义”，并尽力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因此，其研究方法则偏重于名物训诂和史实的考证。(3)对经学中许多具体问题的解释，对古代典章制度及某些史实的看法，亦多有不同。今文经学视《公羊传》为主要经典，古文经学视《周礼》、《左传》为主要经典。今文学盛行于西汉，“五经博士”、“十四经博士”均属今文；古文学盛行于东汉，西汉前期只流传于民间，直至平帝时期才立《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博士。(4)今文经学的实际开创者为西汉董仲舒，其集大成者是东汉何休；古文经学的实际开创者乃西汉末年新莽时期的刘歆，其集大成者为东汉后期的郑玄。两派斗争延绵相续，直至清末。后世经学家，依其资料所据、观点所宗，亦划分为“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

今文经学

儒家经学的一个流派。与古文经学相对。所研究的儒家经典由汉初学者所传述，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古文原本。今文经包括三家诗： 申培所传的《鲁诗》，辕固所传的《齐诗》，韩婴所传的《韩诗》；出于伏生的《尚书》，分为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出于高堂生的《礼》，分为戴德、戴圣、庆普三家；出于田何的《易》，分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出于胡母生、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分为严彭祖、颜安乐两家。江公所传的《谷粱春秋》亦是今文，古代没有异议，近人有认为是古文学的，见崔适《春秋复始》卷一。三家诗于西汉文帝、景帝时最早立博士，武帝时遍立五经博士，至宣帝时今文“五经”各家除京房《易》学外全部立博士，京房《易》学至元帝时亦立博士。其对“六经”的排列次序是： (1)《诗》，(2)《书》，(3)《礼》，(4)《乐》，(5)《易》，(6)《春秋》。如《春秋繁露·玉杯》：“《诗》、《书》序其志，《礼》、《乐》养其纯，《易》、《春秋》明其知。”这种以内容性质的排次，反映出今文学派视“六经”系孔子为“托古改制”而编定的著作，视孔子为理论家、政治家，是一位“受命”的“素王”。其解说经传重在阐发微言大义，讲求通经致用，为大一统皇权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其学术特色是吸取战国以来齐、燕阴阳家、方士之“天人相应”学说，用以解说儒家经典，提倡五行、灾异、象数占验、明堂阴阳诸说，从而与谶纬迷信相通。其于经书特别注重《春秋公羊传》。其学派特别讲求传授系统，重视师法、家法。公羊春秋学“孔子为汉制法”的编造迎合汉代政治需要。汉初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是董仲舒。他以研究《春秋公羊传》著称，依据《春秋公羊传》阐发“奉天法古”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成为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见重于武帝及昭帝，宣帝数世。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兴起，今古文经学经过多次争论，今文派力图证明《公羊传》优于《左传》，目的在于将古文经学排斥于官学之外。今文学派一直利用政治力量压制古文学派，反对立古文经学博士。但古文经学派影响逐渐扩大，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郑玄以下多兼采今古文说注经，而以古文为主，今文经学渐趋衰落。东汉末年，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提倡“三世”说，发挥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最后代表人物。清代考据之学兴起，由古文经之研究而推及于今文经，勾沉辑佚，重现两汉经学师传源流。清嘉庆年间常州学派崛起，春秋公羊学再兴。清末康有为依托今文经学为倡言变法维新。民间则有皮锡瑞、廖平等传授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家刘师培、章太炎论战。民国初年北京大学仍有今文经学家崔适讲授春秋公羊学。至五四时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同时结束。

今文经学

经学研究中的学术流派。与古文经学相对应。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西汉初年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以今文经为孔子真经之学谓之今文经学，简称今文学。其所传习之儒家经典与古文经学不同： 《诗》宗鲁、齐、韩三家(汉代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毛诗》为古文诗); 《书》宗伏生传授之《今文尚书》；《礼》宗高堂生传授之《仪礼》(《士礼》)；《易》宗虞翻传授之孟喜《今文易》；《春秋》宗公羊氏(公羊高、公羊寿)和胡母生所撰《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中叶以前，主张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西汉初年由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特别着重阐发《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经义。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建立经学博士官，儒学成为官学，采用的均是今文经籍。西汉中叶以后，今文经学逐渐衰落。东汉末年，马融、郑玄将今文经学融入古文，今、古文经趋于混同。此后，今文经大多失传，只有《春秋公羊传》还完整地流传下来，直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才重又复兴起来。十九世纪中叶，因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龚自珍、魏源等继承今文经学传统，推扬公羊学说，抨击封建制度，干预时政，倡言改革，今文经学复盛。清末，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发挥“托古改制”理论，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