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清”运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年10月18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二届七次全体 （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研究安排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同年12月7日，中共辽宁省委发出 《关于在农村开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集体经济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全省农村立即开展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从此，“四清” 运动在全省农村拉开序幕。从1962年末到1963年，首先进行四清运动试点工作，然后集中训练党员、干部，最后分批开展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2月19日，中共辽宁省委发出 《关于认真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市、县要用几年时间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搞深搞透。1963年5月和9月，中共中央分别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问题的决定 （草案）》 （即前十条）和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即后十条），“四清” 运动逐步走向阶级斗争的轨道，并抽调大批干部组成 “四清” 运动工作队。中共辽宁省委于1963年11月13日发出 《关于抽调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决定从省直机关及其直属事业部门抽调处科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12月，省委在总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基础上，全面安排和展开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为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强调抓阶级和阶级斗争，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奠定了思想基础。
1964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批评了关于运动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共中央于1965年初发布了这次纪要，即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简称 《二十三条》)。1965年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根据 “二十三条”精神检查总结了前阶段 “四清”运动，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搞好，并发出了 《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宣传 “二十三条” 的通知》。同年6月7日，中共辽宁省委作出《关于今后农村四清运动部署的意见》，决定在三县二社开展四清运动基础上，加快运动步伐，从1965下半年开始再搞四批，每期搞1/4左右的县、社，到1967年全部结束 “四清”运动。并准备提前派一部分工作队，解决县级领导机关问题之后再派大批工作队全面铺开。到1965年底，全省农村第二批开展四清运动的共有240个公社，30个农场和林场，3 190个大队，375万人口，分别占农村公社、大队和人口总数的20%左右。在第二批四清运动中，全省共抽调92 000名工作队员，运动的重点是批判党内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1月，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城乡社教工作会议，安排第三批社教专业队伍。1966年7月7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 “四清” 工作会议，会议总结 “四清”工作，安排第三批 “四清”运动。此时，“文化大革命” 已经全面开始。在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 “文化大革命” 中，“四清” 运动不告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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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清”运动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调整，1958年以来，吉林省农村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事实上得到了纠正。但是政治思想领域中“左”的倾向，并没有消除，而且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观点，并且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的经验，决定在农村结合“四清”普遍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此，省委部署，在全省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11月，全省共训练13万名骨干，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试点，并于1963年1月份铺开，到3月份，全省开展社教的生产队3.8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64%，这时的运动，主要限于对中共党员、干部进行政治和政策教育，初步整顿了基层组织，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但同时开始将包工包产、开小片荒的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196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社教运动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9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提出的问题，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这样，就把社教运动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省委对全省社教运动重新做了估计，认为前一段运动“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今后的运动“还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从头做起”。这样省委在指导思想上就将全省的社教运动视为一场阶级斗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吉林省又重新训练干部，组织了由省、地、县、社四级干部参加的社教工作队，用3个月的时间，在农村13个公社，40个生产大队进行社教试点，省委直接抓了永吉县河湾子公社试点工作。同时在全省范围内，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次序，普遍宣讲了前“十条”和后“十条”。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1964年全省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集中到梨树、柳河、珲春3个县和长春市郊区城西公社开展运动。从1964年11月份开始，到1965年7月结束，历时8个月。在运动中，3个县和1个公社共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300万元，粮食80万公斤，干部多吃多占150万元。
在运动中，对党的基层组织和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实行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使干部作风有了转变，干部与群众关系有所改善；同时注意了运动与生产的结合，抓了薄弱队的生产问题。在运动进行当中，根据中共中央1965年1月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精神，在看待干部问题上，注意了“一分为二”，区别对待，强调依靠干部大多数，正确执行经济退赔和组织处理政策，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但是由于“二十三条”把“四清”运动的内容改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全省运动的指导思想仍旧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至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吉林省在对第一批开展运动的3个重点县和1个公社社教运动的总结中，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状况，做了这样的估计：“3个县大约有3%—4%的干部被阶级敌人‘演变’过去，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大约有13%的党的基层组织领导权，被阶级敌人所篡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大约占干部的40%左右”，这种估计，就把大量的一般性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扩大了打击面。
从1965年5月开始，吉林省又在永吉、怀德、榆树、扶余、敦化、通化6个县和安图县、通化市的12个公社，开展第二批社教运动。到1966年5月间，第二批运动结束，第三批社教工作队进点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农村，农村社教运动不告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