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进行教育改革，苏轼作为学官而反对新法，因被撤职，外放湖州。他因在翰林院呆了多年，没有得到提升，而改革一起，又多任用拥护改革的年青人，政见又与自己不同。因此，在去湖州赴任的路上，一路与人酬唱，寄情山水，作文赋诗之中，不免有对政治不满的情绪和牢骚流露出来。
 元丰二年(1079)监察御使里行何大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御史中丞李定分别上书，指责苏轼作诗作文辱骂新法，诋毁政治，扰乱视听。何大正指出，苏轼在就职湖州的谢表中说：“我不识时务，难以追攀和陪伴新提拔起来的人；人老志衰，不喜欢惹是生非，或许只能去管一管穷乡僻壤的老百姓”,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不守为臣之道。并指责苏轼一贯反对新法：“一有了水灾或旱灾，或者出了强盗小偷，苏轼必定出来煽动，把责任推到新法头上，并且幸灾乐祸，惟恐不甚。”舒亶也指责苏轼造作谗说，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并列陈苏轼的诗“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新法的农贷政策讨小儿喜欢，敷弄百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讽刺官吏考核制度；“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讥刺兴修水利的事业；“岂是闻韶(古代最美好的音乐，孔子听了这种音乐，连肉的香味也忘记了)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攻击盐铁专卖政策；在诗中引用襄引窦梁的典故是攻击朝廷有奸臣专权；引用燕蝠的典故是讽刺朝臣如燕蝠纷纷然争晨昏之利等。李宜等指出，苏轼在灵辟镇为张秀才写的“张氏园亭记”中，瞽惑人心，淆乱是非，“显涉讥讽”。此外还如《咏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是把象征皇帝的龙放在九泉，显系亵渎九五之尊等，要求皇帝对其严厉治罪。于是皇帝责成御史台立案勘察。御史台又称乌台，所以此案又称“乌台诗案”。御史台将苏轼押解京师审讯。勘察结果，连附马王诜及著名诗人黄庭坚等在内，为收藏苏轼有讥讽文字而又不主动上缴主管部门的有近百人被逮捕，除部分人因查确系毫无牵连、无罪释放外，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撤职、降职、笞杖、刑狱、流放、监禁、罚款等严重的处罚。这一案件震动朝野。
 本来，从王安石的改革来说，注意到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对改革作正面的理解和宣传，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走到极处，把严肃的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发展成为残酷的政治迫害，并以此来支持改革，却是改革者们始科所不及的。因为熙、丰教育改革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愿望，而是熙宁诸臣共同的建议和设计，其中也包括一些名臣旧勋和思想比较中和和保守的人。以政治迫害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做法，延至后来，成了“元祐党人碑”的起因，导致了两宋时期长期的党派斗争，甚至有人将“靖康之祸”也归罪于王安石的改革。一个勇敢的改革者以历史的罪人沉怨千古，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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